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必须以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和数字经济，分别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战略根基与关键引擎，三者相互支撑、深度融合、协同演进，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系统。本文以“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等最新权威政策文件为依据，基于国家统计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一季度及上半年经济数据、“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教育部《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等权威数据，系统分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三大领域的发展现状与战略定位，剖析了三者协同布局的内在逻辑与存在的矛盾问题，构建了“产业筑基、科教铸魂、数字赋能、协同增效”的协同布局机制框架，并从创新驱动、人才支撑、数实融合、政策协同、生态营造五个维度提出了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以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协同布局；新质生产力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支撑，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物质基础，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战略根基，以数字经济为关键引擎。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十五五”规划纲要突出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两大“打头阵”的战略任务，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数智化绿色化转型为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1]。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共享[2]。这些重大部署深刻揭示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及其协同布局的内在要求。

从发展实践看，我国在这三大领域均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120万亿、130万亿、140万亿元四个台阶，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401879亿元、比上年增长5.0%[3]；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接近30%[4]；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20年的24393亿元增至2025年的39262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0%、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总营收达39.6万亿元[6]。这些成就充分证明，现代化产业体系日益坚实、科教人才支撑不断强化、数字经济动能持续壮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仍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尚未根本化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体制机制仍需完善，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深度有待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尚未充分释放。如何促进现代化产业、科教人才、数字经济三者协同布局、深度融合、相互赋能，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二）研究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三者内在关联和协同机制的认识。既有研究多分别讨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或数字经济发展，较少将三者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下进行协同分析。本文将“产业—科教人才—数字经济”作为一个相互支撑、协同演进的有机整体，构建协同布局的理论框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产业经济学与创新经济学。

从实践层面看，2026年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指出，“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两大“打头阵”战略任务，强调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1]。本文立足最新政策动向和统计数据，系统提出三者协同布局的机制框架与政策建议，可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深化数实融合提供决策参考。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系统梳理2025年以来我国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的系列重大政策文件，包括“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八部门《“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另一方面，广泛采集国家统计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一季度及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教育部《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产业数据等权威数据，力求做到政策依据充分、数据来源权威、论证逻辑严密。

（四）核心概念界定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其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指由现代化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构成，内部有机联系、功能互补的完整产业系统。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久岭指出，现代化的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产业体系整体的现代化水平主要取决于工业的现代化水平[1]。

科教人才是指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战略支撑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我们在实践中摸索总结的成功经验。”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支撑[7]。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和数字化治理等主要内容。

协同布局是指在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各自功能定位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统筹谋划、一体推进、相互赋能，实现三者目标协同、要素共享、机制联动和效能叠加，形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合力。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中国式现代化对物质技术基础的客观要求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其本质是生产力水平的持续跃升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全新探索，具有人口规模巨大等特殊国情约束，对物质技术基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超大规模人口现代化要求产业体系具有强大的供给能力和承载能力。 我国有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要求我国必须拥有规模庞大、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保障超大规模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交通网络和能源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为超大规模人口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1]。

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以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必须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47.9%[8]，科技创新已成为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第一动力。

三是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要求抢抓数字化机遇。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能否把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战略机遇，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和成色。

（二）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的逻辑关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三者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相互支撑、协同演进的有机整体。

其一，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科教人才和数字经济发展的物质载体和应用场景。 产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人才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是数字技术落地的“应用场”。没有强大的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人才价值难以实现，数字技术难以找到应用场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久岭强调，产业体系整体的现代化水平主要取决于工业的现代化水平，要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1]。

其二，科教人才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数字经济升级的根本支撑。 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科技，科技引领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归根到底要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十四五”时期，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524万人年增至795万人年，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4.4%提高至61.3%[5]，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其三，数字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科教人才升级的重要引擎。 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塑产业竞争格局；同时，数字化也深刻改变教育方式和科研范式，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和科研组织模式变革。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总营收达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0.5%[6]，数字经济已成为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强大引擎。

（三）协同布局的理论基础

协同布局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系统论、协同创新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

从系统论看，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三个子系统，三者之间存在非线性耦合关系。协同布局就是要优化系统结构、强化子系统之间的正反馈机制，实现“1+1+1>3”的整体效应。

从协同创新理论看，创新不是单一主体、单一环节的活动，而是多元主体、多环节协同互动的过程。教育—科技—人才—产业—数字之间的协同创新，能够促进知识、技术、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和重组，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从新结构经济学看，产业结构升级必须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相匹配。我国正在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才质量红利，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要求产业体系、人才结构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实现动态适配。

（四）三大领域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框架看，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但又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物质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必须以强大的产业体系为支撑。产业体系决定经济总量、就业容量和民生保障，也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没有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就缺乏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科教人才是战略根基。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决定国民素质和人才供给，科技决定发展动力和竞争能力，人才决定创新活力和发展后劲。科教人才一体发展，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源头活水。

数字经济是关键引擎。 数字经济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正在深刻改变产业发展方式和创新范式。数字经济既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赋能，也为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提供土壤，是连接产业、科技、人才的重要纽带。

三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相互嵌入、相互成就的耦合关系。产业为科教人才提供需求和场景，科教人才为产业提供创新和支撑，数字经济为两者提供赋能和纽带，共同形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系统。

（五）本文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构建“分领域分析—协同机制设计—路径政策建议”的分析框架。首先，分别分析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三大领域的发展现状、成就与问题；其次，剖析三者协同布局的内在逻辑与存在的矛盾问题；再次，构建“产业筑基、科教铸魂、数字赋能、协同增效”的协同布局机制框架；最后，提出三者协同布局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这一框架体现了“整体把握—分领域深析—系统集成”的完整逻辑链条。

三、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定位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重点任务之首，与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并列为两大“打头阵”战略任务[1]，充分凸显了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

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权威解读，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现代化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这构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1]。其中，现代化的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产业体系整体的现代化水平主要取决于工业的现代化水平。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是若干产业门类的简单拼盘，而是一个内部有机联系、功能互补的完整系统，必须处理好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上下游环节之间的关系，从供需两端、主体培育、要素支撑等各方面同向发力，推动高水平适配平衡[1]。

（二）“十四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就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我国产业体系呈现出体量更大、结构更优、韧性更强、动能更新的显著特征。

一是产业总体规模稳居世界前列。 202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6年稳居全球首位，占全球比重接近30%[4]；服务业增加值超过80万亿元[1]；粮食生产实现“二十二连丰”[1]；综合交通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1]；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1]；能源生产总量突破50亿吨标准煤[1]。2025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达416826亿元、比上年增长5.8%[3]，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强。

二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2025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36.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占比升至17.1%[3]。新能源汽车产量2025年达1652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4]；“十四五”时期太阳能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生物基化学纤维等绿色产品产量年均分别增长39.6%、31.3%、74.2%[4]。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快布局，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培育[9]。

三是产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4]。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这些企业以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3.5%的数量，贡献了9.6%的营业收入和13.7%的利润[10]，成为产业创新的重要生力军。

四是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速。 2025年，我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12.5%[3]；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21.7%，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低碳能源体系[1]。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步伐加快[1]。

（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将围绕以下几个重点推进。

第一，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高端化方面，着力破解品牌影响力不够、全要素生产率不高等结构性问题；智能化方面，把握和利用好人工智能机遇，为产业赋能，同时找准政策平衡点，以智能化提升效率而非简单替代劳动者；绿色化方面，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牵引，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1]。

第二，构建新兴产业梯度发展格局。 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构建由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组成的远近结合的新兴产业发展序列，培育“今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明天”的新兴支柱产业、“后天”的未来产业[11]。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前瞻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原子级制造等未来产业。

第三，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4月上旬党中央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1]。要坚持问题导向，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制造业水平跃升。

第四，加快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型能源体系、新型基础设施等，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过90%，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近20万公里，高速铁路营业里程突破5万公里[1]。统筹交通、能源、水利、信息、低空等跨领域协同融合，打造“出行即出游”旅游消费新模式，发展通道经济、枢纽经济和现代航运服务业[1]。

（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

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仍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产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依然存在，多数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品牌影响力不够、全要素生产率有待提高[1]。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软件等产业基础能力仍有短板。三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内卷式”竞争影响产业健康发展。四是产业升级与新动能培育存在结构性阵痛，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和新兴产业成长不确定性并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科教人才和数字经济的协同支撑。

四、科教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根基

（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意义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我们在实践中摸索总结的成功经验。”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7]。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共享[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面向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以“分两步走”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全面系统部署[12]。这些重大部署表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战略。

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教育为科技和产业发展培养人才、提供智力支撑；科技为教育和产业升级提供动力；人才是教育和科技发展的核心要素。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体推进，共同构成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体系。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谁能培养和集聚更多优秀人才、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谁就能占据发展主动、赢得竞争先机。

（二）“十四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成就

“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教育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教育部《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4.07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8040.43万人，专任教师1870.10万人[13]。教育普及水平持续提升，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0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0%[13]，我国教育总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国家行列。

从普及程度看，“十四五”时期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95%以上，高等教育累计向社会输送5500万名人才[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20年的54.4%提高至2025年的61.3%，进入普及化阶段[5]。从人口素质看，16—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20年的10.8年提高至2025年的11.3年[5]，人口素质稳步提升，数量型人口红利正在向质量型人才红利转变。

从教育结构看，职业教育适应性不断增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取得新成效，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强；教育公平扎实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持续加强[12]。

（三）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面向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作出的全面系统部署，以“分两步走”明确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第一阶段到2027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第二阶段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12]。202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关键之年[20]。

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在基础教育方面，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巩固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6.10%的成果[13]；在高等教育方面，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稳步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3]；在职业教育方面，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20]。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特别强调，要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这是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之策[12]。

同时，教育数字化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要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以教育数字化赋能教育现代化[20]。

（四）“十四五”时期科技发展成就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五年，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突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

一是研发投入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从2020年的24393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39262亿元，年均增长10.0%，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位；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36%提升至2.80%，超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5]。基础研究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基础研究经费投入2778亿元，比2020年增长89.4%，占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达7.08%[5]。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累计约5.4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长超30%[5]。

二是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020年的524万人年增加到2025年的795万人年，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5]。人才队伍规模的持续壮大，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三是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2025年末我国境内有效发明专利达532.0万件，比2020年末增长约1.4倍；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6件[5]。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20年的2.8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7.6万亿元[5]。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我国创新指数全球排名从2020年的第14位提升至2025年的第10位，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居世界第一[5]。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三号”、江门中微子实验装置、中国天眼（FAST）等一批重大标志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5]。

四是创新平台体系日益完善。 我国布局建设77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纳入新序列管理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07个、企业技术中心1921家，高校和企业共建研发与转化平台超过1.9万家[5]，基本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创新平台布局。

（五）科教人才支撑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科教人才支撑方面存在的短板和问题。一是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复合型创新人才供给不足，部分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脱节。二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仍需完善，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共享的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2]。三是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仍然偏低，原始创新能力有待增强。四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组织模式仍需优化，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有待进一步畅通。五是部分地区人才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人才“孔雀东南飞”现象尚未根本扭转。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高度加以统筹谋划。

五、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引擎

（一）数字经济的战略地位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对我国而言，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的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数智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14]。2026年7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提升数智化水平，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15]。这充分表明，数字经济已被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

从政策演进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形成系统完备的政策体系。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八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等，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16]。

（二）“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成就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协同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一是数字产业化规模持续壮大。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0.5%，全口径核算的数字产业总营收达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跑赢同期实体经济的平均增长水平[6]。居民数字消费总规模攀升至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数字相关消费已成为拉动居民日常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6]。

二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球领先。 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建成5G基站483.8万个，全国三分之二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验收标准，IPv6活跃用户数达8.69亿[6]。百兆及以上速率宽带用户达6.62亿户，占全部用户的95.5%；千兆宽带用户攀升至2.45亿户，占比35.3%；家庭户均签约带宽达553.4Mbps[6]。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

三是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同比增长40%；截至2026年6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600家，全球占比达15%，已形成覆盖基础底座、模型框架、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17]。开源大模型全球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占据全球半数以上[17]。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18]。

四是数实融合深入推进。 数字技术加速与制造业、服务业等千行百业深度融合。2025年，我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12.5%[3]；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67339亿元，网上零售额159722亿元、增长8.6%[3]。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步伐加快，智能制造、数字化车间、智慧工厂等新模式不断涌现。

五是产业数字化转型成果丰硕。 在制造业领域，数字化设计、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广泛应用，重点行业数字化改造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不断健全。在服务业领域，数字金融、智慧物流、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在农业领域，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47.9%[8]，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已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深刻印证了数实融合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支撑作用。

（三）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

“十五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将围绕以下几个重点方向推进。

第一，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 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统筹布局数据中心、智算中心、超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数字经济发展和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坚实的算力支撑[15]。到2025年底，我国累计建成5G基站483.8万个，全国三分之二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验收标准[6]，数字基础设施的规模优势正加快转化为算力优势和服务优势。

第二，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行动。 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医疗、教育、交通、金融等行业深度融合[14]。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16]。

第三，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加快建立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培育壮大数据产业，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价值充分释放[14]。

第四，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统筹推进数字经济、数字政务、数字文化、数字社会、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提升数智化水平，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15]。

（四）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算法等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有待提升。二是数据基础制度尚不健全，数据确权、定价、交易、监管等规则有待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处于起步阶段。三是数字鸿沟仍然存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数字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四是数字安全风险不容忽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新型安全风险需加强防范[15]。五是数字人才培养不足，数字技能人才、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复合型管理人才存在较大缺口。这些问题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教人才支撑中的问题相互交织，更加凸显了三者协同布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六、现代化产业、科教人才、数字经济协同布局的机制设计

（一）协同布局的总体思路

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三者协同布局，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抓手，构建“产业筑基、科教铸魂、数字赋能、协同增效”的协同布局机制框架。

总体思路是： 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物质基础和应用载体，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战略支撑和动力源泉，以数字经济为关键引擎和重要纽带，坚持系统观念，强化顶层设计，打通产业、科技、人才、数据等要素之间的循环堵点，形成目标协同、要素共享、机制联动、效能叠加的协同发展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动力系统。

基本原则包括：

一是坚持整体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 既要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出发统筹谋划三大领域协同布局，又要聚焦关键环节和突出短板精准施策、重点突破。

二是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有利于协同布局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生态。

三是坚持融合创新与错位发展相结合。 推动产业、科教人才、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创新，同时立足各自功能定位实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防止重复建设和资源错配。

四是坚持安全发展与开放合作相结合。 在推进协同布局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数据安全、产业安全等风险防控，同时深化国际开放合作。

（二）产业筑基机制：以现代化产业体系承载科教人才与数字经济

第一，强化产业体系的科技承载功能。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产业端转化落地。深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研发与转化平台。目前，我国高校和企业共建研发与转化平台已超过1.9万家[5]，应进一步扩大规模、提升效能，打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通道。

第二，强化产业体系的人才承载功能。 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牵引人才培养，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精准对接，加强工程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复合型人才培养。

第三，强化产业体系的数字应用功能。 以产业数字化为主战场，推动数字技术全面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加快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升级，打造一批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16]。

（三）科教铸魂机制：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引领产业升级与数字创新

第一，建立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 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共享”的要求[2]，统筹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规划编制、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打破部门壁垒和条块分割，形成一体推进的整体合力。

第二，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产业的人才供给。 深入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12]。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超前布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造等产业急需的学科专业。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第三，强化科技对教育和产业的动力供给。 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广“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激发创新活力[5]。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第四，强化人才对科技和产业的核心支撑。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流动机制，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5]。

（四）数字赋能机制：以数字经济贯通产业升级与科教创新

第一，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升级。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14]。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发展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16]。

第二，以数字基础设施支撑产业发展。 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15]。统筹布局数据中心、智算中心，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坚实算力支撑。

第三，以数据要素赋能创新发展。 加快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14]。建立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培育壮大数据产业，促进数据要素在产业、科技、人才等领域的高效流通和价值释放。

第四，以数字化赋能科教创新。 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推进科研范式变革，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升科研效率；加强数字人才培养，构建数字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五）协同增效机制：构建三者互促共进的正反馈循环

第一，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引导带动社会资本支持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1]。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技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第二，构建“教育—人才—产业”供需匹配机制。 建立人才需求预测和发布制度，引导教育结构调整和人才培养方向优化。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第三，构建“数据—技术—场景”融合应用机制。 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打造一批标志性重大应用场景项目，推动数字技术在产业、科教等领域规模化落地[14]。

第四，构建区域协同布局机制。 统筹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协同布局，引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差异化发展。东部地区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数字经济高地，中西部地区建设产业转移承接基地和数字产业特色集群，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区域产业布局。

第五，强化重大工程的统筹支撑。 “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了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其中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28项工程围绕产业基础能力和竞争力提升、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前沿科技攻关、创新基础能力提升展开[14]。应充分发挥重大工程的牵引作用，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的任务统筹纳入重大工程实施，推动项目间资源要素共享和协同联动，实现以工程带产业、以产业聚人才、以数字提能效的综合效应。

第六，健全协同布局的动态调适机制。 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发展态势的动态监测评估机制，及时跟踪各领域发展情况和协同效果，针对暴露出的堵点卡点问题动态优化政策设计。发挥“十五五”规划实施的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机制作用，根据形势变化和评估结果适时调整协同布局的重点方向和政策举措，确保协同布局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1]。

七、协同布局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

在协同布局机制框架的基础上，本章从创新驱动、人才支撑、数实融合、政策协同、生态营造五个维度提出具体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

（一）创新驱动路径：以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协同布局

第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 统筹布局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战略科技力量，推进77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运营[5]。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高端仪器等“卡脖子”领域，实施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第二，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 落实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的“十五五”目标，持续提升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5][14]。健全基础研究长期稳定支持机制，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夯实原始创新根基。

第三，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完善落实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100%等政策[5]，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发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细分领域的技术优势，培育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10]。

第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完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推动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持续增长。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作用，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5]。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专业化支撑。

（二）人才支撑路径：以高质量人才队伍夯实协同根基

第一，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深入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12]。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巩固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6.10%的成果[13]；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和学科专业结构，稳步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加快培养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紧缺领域人才。

第二，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 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型城市、产教融合型企业和现代产业学院。鼓励高校与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联合培养项目，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第三，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流动机制，让各类人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已超过2.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5]，应持续扩大规模、提升质量。

第四，完善人才跨区域跨领域流动机制。 破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引导人才向中西部地区、基层一线和产业急需领域流动。健全人才服务保障体系，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环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三）数实融合路径：以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第一，深化“人工智能+”行动。 深入实施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和八部门《“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医疗、教育、交通、金融等行业深度融合[16]。发挥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的基础优势[17]，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培育一批智能工厂、智能产品、智能服务。

第二，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推动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协同。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面提升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15]。统筹布局数据中心、智算中心、超算中心，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推进5G、千兆光网规模化部署，深化IPv6规模部署应用，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

第四，激活数据要素价值。 加快建立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14]。建设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据在产业、科技、人才等领域高效流通，充分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作用。

（四）政策协同路径：以制度集成放大协同效应

第一，强化规划衔接和政策协同。 统筹现代化产业体系、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数字中国等专项规划的编制实施，加强目标指标、重大工程、政策措施的衔接配套。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部署，建立健全跨部门协调机制[2]。

第二，优化财税金融支持政策。 用好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专项债券等政策工具，加大对产业升级、科技攻关、人才培养、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1]。健全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支持“专精特新”企业上市融资。

第三，完善区域协同布局政策。 统筹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协同布局，引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差异化发展。发挥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作用，推动成渝、武汉、西安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形成协同联动的区域创新和产业布局。

第四，健全统计监测和评估机制。 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相关统计指标体系，加强对协同布局进展的动态监测和定期评估。推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2.5%、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的落实[14]。

（五）生态营造路径：以良好发展环境涵养协同动能

第一，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创新发展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2025年我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19]，应抓好贯彻落实，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第二，加强数字安全和科技伦理治理。 统筹数字经济发展和安全，加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风险防控。健全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体系，确保科技向善、数字为民。落实国家数据安全法律法规，保障数据要素安全有序流动。

第三，深化国际科技与数字经济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和数字经济规则制定，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推动数字技术和产业标准“走出去”，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18]。

第四，营造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 加强科学普及和创新文化建设，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为现代化产业、科教人才、数字经济的协同布局涵养深厚的社会土壤。

八、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分析框架，基于“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等权威政策文件和国家统计局、教育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权威部门的最新数据，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三大领域的现状、定位及协同布局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分别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战略根基与关键引擎，三者相互支撑、深度融合、协同演进。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人才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数字技术落地的“应用场”；科教人才是产业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支撑；数字经济是产业升级和科教创新的关键引擎。三者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系统，协同布局是发挥整体效能的内在要求。

第二，我国在这三大领域均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协同布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接近30%[4]；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0%、首次超过OECD平均水平，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0%[13]；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总营收达39.6万亿元[6]。2026年一季度GDP增长5%、“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1]。

第三，协同布局仍面临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集中表现为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数字链之间的循环堵点。 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尚未根本化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数据要素价值尚未充分释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仍需完善。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更加凸显了三者协同布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四，构建“产业筑基、科教铸魂、数字赋能、协同增效”的协同布局机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本文提出产业筑基机制、科教铸魂机制、数字赋能机制、协同增效机制四大机制，并从创新驱动、人才支撑、数实融合、政策协同、生态营造五个维度提出了实施路径，为现代化产业、科教人才、数字经济协同布局提供了系统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框架。

（二）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受数据可得性限制，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教人才、数字经济协同程度的量化测度仍显不足，后续可尝试构建协同发展指数，对三者协同水平进行定量刻画和动态监测。二是本文以宏观政策和统计数据为主，对微观主体（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的具体案例挖掘有待深化。三是三大领域的协同布局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本文提出的机制框架有待根据政策实施效果和实践反馈不断完善。

展望未来，随着“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落地实施，特别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数字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产业、科教、人才、数字等要素将实现更高水平的协同配置和深度融合。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现代化产业、科教人才、数字经济协同布局，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更加强大的动力支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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