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本文以百年变局为分析背景，基于“十五五”规划纲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等最新权威政策文件，以及国家统计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十四五”时期统计资料等权威数据，系统研判了百年变局下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从科技自立自强、绿色低碳转型、超大规模市场、全球治理参与等维度识别了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从外部围堵遏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内需不足、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剖析了风险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统领，以科技创新引领、扩大内需、绿色发展、高水平开放、安全保障五大路径为重点的风险对冲机制，以期为准确把握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关键词：百年变局；战略机遇期；风险对冲；统筹发展和安全；高水平开放；新质生产力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一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经历着深刻复杂的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个别国家将我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实施全方位围堵遏制打压[1]。从国内看，我国发展具有制度、市场、产业、人才等多方面显著优势，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犹存[1]。

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认识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总体形势，科学识别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而构建系统有效的风险对冲路径，已成为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全局的重大战略课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2]这一重要判断，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十五五”时期发展环境的根本遵循，也为战略机遇期识别与风险对冲研究提供了权威的政策依据。

从历史维度看，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历来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科学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化，先后作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等一系列重大判断，为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指引[3]。“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有效对冲各类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

从数据维度看，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1879亿元，比上年增长5.0%，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40万亿元大关，“十四五”时期连续跨越110万亿、120万亿、130万亿、140万亿元四个台阶[4]；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5]。这些成就充分证明，我国经济底盘更实、抗风险能力更强，为把握战略机遇、对冲风险挑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研究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百年变局下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生成机理和演化规律的认识。战略机遇期不是“坐等”而来的，而是要在准确研判国际环境趋势性变化的基础上主动识别、主动塑造、主动把握。本文将战略机遇期识别与风险对冲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揭示“危”与“机”的辩证转化关系，丰富和发展了战略机遇理论、风险治理理论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

从实践层面看，2026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系统部署，部署了109项重大工程，其中重点领域安全保障方面安排6项工程直接锚定粮食、能源等战略物资安全[6]。2026年3月31日，国务院公布我国首部维护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专项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7]。本文立足最新政策动向和统计数据，系统提出战略机遇识别框架与风险对冲路径，可为各级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决策参考。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系统梳理2025年10月以来我国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应对百年变局的系列重大政策文件，包括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十五五”规划纲要及其配套解读等；另一方面，广泛采集国家统计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海关总署外贸统计等权威数据，并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权威机构专家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政策依据充分、数据来源权威、论证逻辑严密。

（四）核心概念界定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当今世界正经历的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其核心内涵包括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深刻重塑、人类社会发展理念与模式面临深刻变革等方面。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变”与“乱”交织、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总体态势。

战略机遇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历史阶段，由于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客观形成的有利于其发展壮大的战略窗口期。战略机遇期具有阶段性、动态性、可塑性等特点，需要敏锐识别、主动塑造和有效把握。隆国强指出，战略机遇期是需要我们主动识别、主动把握甚至主动塑造的，变局之中蕴含着新的机遇[8]。

风险对冲本为金融学概念，指通过持有相反头寸或采取多样化策略来降低投资组合风险的行为。本文将其引申为一种系统性的风险管理理念：在识别各类风险挑战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建设、战略布局、政策组合等综合手段，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减轻风险发生后的冲击、增强经济社会的抗风险韧性和恢复能力。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在确保安全的同时谋求更大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粮食、能源资源等供给保障能力，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9]。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内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从理论上看，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当前国际格局演进的多重深刻变化。

一是国际力量对比之变。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2024年我国GDP总量达187438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6.9%，稳居世界第2位；2021—2024年我国GDP年均增速达5.5%，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3.9%[10]。“十四五”时期，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30%左右，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11]。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正在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版图。

二是科技与产业革命之变。 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产业化进程加快。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捷报频传，一批重大科研成果竞相涌现，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壮大[11]。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和决定未来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

三是国际秩序之变。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多边治理机制面临考验。一些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思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8]。国际社会期待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四是发展范式之变。 绿色低碳转型全面推进，全球能源体系、产业体系乃至生活方式面临系统性变革[8]。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日益凸显，要求各国转变发展方式、加强国际合作。

（二）战略机遇期的理论阐释

战略机遇期理论源于对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特征的深刻把握。从战略学角度看，战略机遇期是一个“战略机遇＋时代窗口＋历史节点”相结合的概念，其形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借势”和“赶超”的空间；二是科技革命的重大突破，为赶超者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可能；三是自身综合实力的积累，为把握机遇提供了必要条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前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研判所处的国际形势，依然是关系全局的重要任务。对国际环境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将直接影响我们的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和发展重点[8]。战略机遇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我们在准确把握国际环境趋势性变化的基础上，主动识别、主动把握、主动塑造。

从辩证思维的角度看，“危”与“机”是矛盾统一体，可以相互转化。隆国强强调，我们既要准确把握国际环境的变化趋势，正确认识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挑战，又要敏锐把握战略机遇，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危中寻机、化危为机[8]。个别国家对我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短期内对我国高科技产业造成冲击，但从长远看有利于我们利用国内大市场支撑自主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迭代；个别国家打压外籍科学家和基础研究，反而为我国引进高端人才提供了难得机遇[8]。

（三）风险对冲的理论基础

风险对冲源于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面临的风险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传统的“事后处置”型风险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形势需要，需要转向“事前识别—事中管控—事后恢复”的全链条风险管理。具体而言，风险对冲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风险识别与预警。 通过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及早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例如，我国已基本形成涵盖34颗遥感卫星、230多部水利测雨雷达、4000余架无人机、13.7万处地面水文监测报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6]。

二是风险分散与转移。 通过多元化布局降低单一风险的集中度。例如，在外贸领域，我国外贸多元化格局加速形成，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11]，有效分散了过度依赖单一市场的风险。

三是风险吸收与恢复。 通过增强经济社会的韧性，提高承受冲击和快速恢复的能力。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丰沛人才资源等，都是我国抵御风险、行稳致远的坚实基础[1]。

（四）本文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构建“环境研判—机遇识别—风险识别—机制设计—路径实施”的分析框架。首先，研判百年变局下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把握总体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其次，从科技、绿色、市场、治理等维度识别我国发展面临的主要战略机遇；再次，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识别我国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进而，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统领，构建风险对冲的总体思路与机制框架；最后，提出风险对冲的具体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这一框架体现了“从形势研判到战略谋划、从机遇识别到风险对冲、从机制构建到路径落地”的完整逻辑链条。

三、百年变局下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研判

准确把握国际环境，是识别战略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的前提。新华社《学习规划建议每日问答》指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特别是大国关系演变对我国发展的深刻影响[1]。本章从国际环境的趋势性变化、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发展具备的优势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国际环境的五大趋势性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系统总结了“十五五”时期国际环境的五大趋势性变化，为我们研判外部环境提供了重要参考[8]。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国际竞争更趋激烈。 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超级全球化”时期的高增长相比，过去10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明显放缓。全球经济将持续低迷，意味着全球供需矛盾依然严峻，各国对市场的竞争更趋激烈[8]。在这一背景下，外需增长空间收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我国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传统增长路径面临更大压力。

第二，全球发展格局深刻演变，大国博弈日趋激烈。 个别国家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在贸易、科技、地缘等多领域持续施压，对华打压的影响不仅限于双边，更波及全球[8]。大国博弈的加剧，使我国面临的战略压力显著上升，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前所未有。

第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推进，争夺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更加激烈。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突破，主要国家竞相布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我国作为后发国家，既面临通过创新实现赶超的机遇，也面临错失技术变革窗口的风险。能否抓住此次科技革命机遇，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竞争格局[8]。

第四，绿色低碳转型全面推进，绿色新赛道的国际竞争十分激烈。 绿色低碳转型将推动全球能源体系、产业体系甚至生活方式的全面转型，是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其中蕴含着绿色技术、产品、服务发展的新机遇。围绕绿色产业、绿色标准的国际竞争也十分激烈[8]。

第五，经济全球化深入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变革。 一些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多边治理机制面临挑战。区域合作与诸边协议成为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的主要平台。国际社会期待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8]。

（二）我国面临的三大外部挑战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个别国家对我国发展的围堵遏制。 少数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把我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实施全方位围堵遏制打压，试图迟滞甚至中断我国现代化进程[1]。贸易、科技、金融、地缘等多领域的施压叠加，对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形成系统性挑战。

二是经济安全风险上升。 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呈现出短链化、区域化、在岸化、友岸化等新趋势。我国产业链外移压力加大，经济安全风险上升，对统筹发展与安全提出更高要求[8]。部分国家推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试图将我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之外。

三是我国在国际市场面临“两头受压”。 一方面，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低端制造优势受到挤压；另一方面，在向高端制造迈进过程中，又遭遇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壁垒和技术封锁[8]。这种“前后夹击”的格局，对我国产业升级形成双重压力。

（三）我国发展具备的四大优势

尽管外部环境严峻复杂，但我国发展仍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和显著优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新华社权威解读指出，我国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优势[1]。

一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党的全面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等，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坚强制度保障[1]。这一制度优势使我国能够在复杂局面下保持战略定力、凝聚发展合力、集中资源办大事。

二是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大、投资空间广、内生动力足，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对全球资源要素形成强大吸引力[1]。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5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7%[4]，超大规模市场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应对国际风浪的“压舱石”。

三是具有完整产业体系优势。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接近30%[12]。“十四五”时期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5.5%，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12]。完整产业体系是提升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冲击力的坚实根基。

四是具有丰富人才资源优势。 我国高素质劳动者、企业家及科技工作者队伍不断壮大，“人口红利”正在转变为“人才红利”[1]。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0%，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跻身全球前十；24个创新集群跻身全球百强，数量连续3年居全球首位[4][10]。

总的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1]。这一总体判断，为识别和把握战略机遇期奠定了坚实信心。

（四）“十四五”时期应对外部冲击的实践经验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发展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疫情冲击、地缘冲突升级等复杂严峻形势，我国有效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是以稳定增长应对环境波动。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实现“四连跳”，先后迈上110万亿、120万亿、130万亿、140万亿元新台阶，2021—2024年GDP年均增速达5.5%，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3.9%[10]。这样的经济体量对应的是实打实的生产力：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台阶，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居世界首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57.7%，网络基础设施全球最大、覆盖最广，这些都是抵御风险、行稳致远的坚实基础和强大支撑[11]。

二是以多元化布局对冲外部依赖。 面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快外贸多元化布局，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25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全部货物进出口比重达51.9%，比2020年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11][12]。我国与5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超230个城市以及亚洲11个国家100多个城市[12]，有效分散了市场集中风险。

三是以韧性建设增强抗压能力。 我国具备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重点领域短板加快补齐，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6]。2025年，尽管外部环境急剧变化，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仍达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出口顶住逆风逆流、规模达26.99万亿元、增长6.1%[16]，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在不稳定不确定环境下应变破局的能力和抗压耐压的韧性[11]。

四、“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识别

（一）战略机遇的总体判断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一判断蕴含着一个深刻命题：战略机遇并未消失，但形态发生了变化——从主要依靠外部市场开放和全球化红利的“顺势型”机遇，转向更加依赖自身创新能力和主动塑造能力的“谋势型”机遇。

新华社权威解读指出，一方面，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升；经济全球化虽遭遇逆流，但仍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在部分领域已形成先发优势；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1]。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也面临诸多外部风险挑战。总体来看，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关键在于如何识别、把握和运用。

（二）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机遇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百年变局中最具根本性、决定性的变量。隆国强指出，全球技术创新多点突破，为我国在新兴领域实现赶超提供了可能；技术封锁短期内对我国高科技产业造成冲击，但会增强我们自主创新的决心与动力；有些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反而有利于我们利用国内市场支撑自主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迭代；个别国家打压外籍科学家和基础研究，为我国引进高端人才提供了难得机遇[8]。

从我国科技发展态势看，科技创新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关键时期。“十四五”时期，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由2020年的2.4%左右提高到2025年的2.80%，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4][11]；2025年研发经费投入达5497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61.0%[10]。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我国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进入全球前十[11]。“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到2030年大于22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2.5%[13]。这些都为我国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难得的战略窗口。

从重点领域看，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捷报频传，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2025年增长9.3%[4]，服务器、工业机器人产量高速增长[11]。2026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47.9%[14]，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我国把握科技革命机遇的核心支撑。

（三）绿色低碳转型的战略机遇

绿色低碳转型是百年变局中蕴含的又一重大战略机遇。隆国强指出，我国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电池等领域已形成一定优势，随着全球绿色低碳需求持续增长，绿色产业将成为我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机遇[8]。

从产业基础看，“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迅猛。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比2020年增长10.3倍，产销量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太阳能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生物基化学纤维等绿色产品产量年均分别增长39.6%、31.3%、74.2%；“新三样”出口额比2020年增长3.5倍[12]。2025年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超过50%[11]，我国已牢牢占据全球绿色产业发展的先发优势。

从能源转型看，“十四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由40%提升至60%左右，电量占比累计提升12个百分点以上[12]。2026年6月，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已超过17亿千瓦[15]，新能源装机稳居世界第一。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持续推进，将为我国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绿色服务拓展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

（四）超大规模市场的战略机遇

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应对百年变局、参与国际竞争的独特优势，也是内需战略的重要支撑。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5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7%，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7.3%，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超过五成[4][11]；我国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11]，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资源要素形成强大吸引力。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大力提振消费，促进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扩大有效投资[13]。超大规模市场的深度开发，既能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需求牵引，也能增强我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话语权和吸引力，是“以我为主”把握战略机遇的关键依托。

（五）数字经济与产业升级的战略机遇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也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重要领域。

从发展基础看，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壮大，网络基础设施全球最大、覆盖最广[11]。2025年，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12.5%；服务机器人产量1858.1万套、增长16.1%，服务器产量597.0万台、增长12.6%[4]。人工智能、5G等数字技术蓬勃兴起，正在赋能千行百业[11]。

从增长贡献看，2026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47.9%，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超过40%[14]，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已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从战略部署看，“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2.5%[13]。围绕产业基础能力和竞争力提升、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前沿科技攻关、创新基础能力提升，“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了28项重大工程[13]，为数字经济和产业升级提供了系统的工程支撑。抓住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机遇，我国完全有能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六）全球治理参与的战略机遇

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为我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历史性空间。隆国强指出，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扩大和综合国力提升，我们有机会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发挥枢纽作用；个别国家“退群毁约”、国际信用下降，客观上为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空间；我们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契合国际社会期待，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力[8]。

从实践看，“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度融入全球分工合作。我国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与5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2025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全部货物进出口比重达51.9%，比2020年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12]；自贸试验区增至22个，形成覆盖全国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对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对70多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证[12]。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迈出重要一步[11]。这些都为我国在百年变局中把握全球治理机遇、拓展战略空间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识别

准确把握风险挑战，是构建有效对冲路径的前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指出，我国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包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1]。本章从外部风险、内部风险、重点领域风险三个层面展开识别。

（一）外部风险：围堵遏制与经济安全

一是战略遏制与“脱钩断链”风险。 个别国家将我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贸易、科技、地缘等多领域持续施压，实施全方位围堵遏制打压[1]。近年来，部分国家推动对华“脱钩断链”、实施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滥用关税和制裁工具，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压力增大。世界经贸秩序遭受重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11]。从实际影响看，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自2017年起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出口26.99万亿元、增长6.1%，在逆风逆流中保持了增长韧性[16]；2026年1—7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24]，外贸的强劲表现既说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也反映出外部环境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贸易条件和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

二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 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呈现短链化、区域化、在岸化、友岸化等新趋势，我国产业链外移压力加大，经济安全风险上升[8]。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原材料、高端装备仍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在个别领域依然存在。2026年3月，国务院公布我国首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专项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正是为应对这一风险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7]。

三是国际市场“两头受压”风险。 一方面，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低成本竞争的替代压力；另一方面，在向高端制造迈进过程中，又遭遇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壁垒和技术封锁[8]。这种“前后夹击”的格局，对我国产业升级形成双重挤压。

（二）内部风险：内需不足与动能转换

一是有效需求不足。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总供给充足而有效需求不足。从消费端看，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50万亿元、增长3.7%[4]，但2026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仅1.3%，增速明显低于经济增速；从投资端看，2026年1—6月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5][17]。物价方面，2025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与上年持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2.6%[4]，价格总水平偏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需求不足的压力。消费和投资的增速放缓，反映出居民消费意愿和企业投资意愿仍有待提振，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1]。

二是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 2025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城镇新增就业1267万人[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0%，与经济增长同步[11]。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压力较大，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对居民收入增长形成制约，进而影响消费潜力的释放[1]。

三是产业升级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在向高端制造迈进的过程中，我国既面临传统产业增长动能减弱的压力，也面临新兴产业竞争加剧的挑战。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价格竞争激烈，“内卷式”竞争问题仍然存在[18]。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17]，盈利状况总体改善，但行业分化明显，稳定和提升企业盈利水平、促进产业升级的任务依然艰巨。

二是新旧动能转换压力。 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传统产业增长动能减弱，新兴产业尚需壮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竞争加剧，“内卷式”竞争问题仍然存在[18]。新动能的培育壮大需要时间和投入，转换过程中难免经历阵痛。

三是人口结构变化挑战。 2025年末全国人口14048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4]，人口总量见顶回落、老龄化程度加深，给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等带来新课题。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对劳动力供给和潜在增长率产生影响。

（三）重点领域风险：房地产、地方债务与金融风险

一是房地产市场风险。 房地产行业正处于深度调整期，部分城市房价下行、房企流动性压力加大。统筹推进房地产风险有序化解，是“十五五”时期风险防控的重要任务[9]。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指出，要聚焦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加强源头防控、预判预警、早期纠正[6]。

二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当前风险防控的重点领域。2026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19]。坚持化债与发展相辅相成，是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基本方略[20]。

三是中小金融机构风险。 部分中小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承压、经营风险上升。“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统筹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有序化解，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健全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丰富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6][9]。

四是粮食和能源安全风险。 粮食安全方面，我国粮食总产量已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0多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21]。但面对国际粮价波动、极端天气频发等挑战，粮食安全仍需常抓不懈。“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13]。能源安全方面，“十四五”时期我国能源自给率由80%左右提升至84%以上，但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仍较高，能源保供压力不容忽视[12]。“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58亿吨标准煤，原油年产量稳定在2亿吨左右、天然气产量稳步增长[6][13]。

（四）风险挑战的总体特征

综合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复杂性上升，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交织、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叠加；二是传导性增强，局部风险可能通过产业链、资金链、价值链传导放大为系统性风险；三是长期性凸显，部分风险源于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风险对冲机制时，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综合施策。

六、战略机遇识别与风险对冲的总体思路与机制设计

（一）总体思路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我国发展既面临重大战略机遇，也面临严峻风险挑战。把握战略机遇与对冲风险，本质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抓住机遇能够增强发展动力、壮大自身实力，从而为化解风险创造条件；防范化解风险则能够守住发展底线、保持战略主动，从而为把握机遇赢得时间与空间。

总体思路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抓手，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关键支撑，以扩大国内需求为战略基点，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重要途径，以保障粮食能源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为底线要求，构建“创新驱动—内需支撑—绿色转型—开放合作—安全保障”五位一体的风险对冲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基本原则包括：

一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在确保安全的同时谋求更大发展[9]。既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换取发展，也不能因过度避险而错失发展机遇。

二是坚持立足国内和扩大开放相统一。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在坚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三是坚持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 统筹发展和安全、开放和安全、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见微知著、抓早抓小，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四是坚持主动塑造与主动应对相结合。 既要主动识别、主动塑造战略机遇，又要主动识别、主动对冲各类风险，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二）创新驱动机制：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冲“卡脖子”风险

科技创新是把握战略机遇、对冲外部风险的根本之策。针对技术封锁和“卡脖子”风险，应构建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的风险对冲机制。

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优化国家实验室体系布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达7.08%，应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4]。

二是加大财政科技投入。 中央财政持续加大科技领域投入力度，推动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22]。应进一步完善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十五五”时期确保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13]。

三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健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四是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7年[13]。应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人才支撑。

（三）内需支撑机制：以超大规模市场对冲外需波动风险

面对外部需求波动和国际市场不确定性上升，坚持扩大内需是把握战略主动的战略基点。

一是大力提振消费。 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消费环境，创新消费场景，释放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新增长潜力。2025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7.3%，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超过五成[4][11]，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应进一步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扩大有效投资。 发挥好政府投资带动放大效应，扩大“两重”“两新”等领域投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重大工程建设。2026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23]，为扩大有效投资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撑。

三是促进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13]。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四）绿色转型机制：以绿色低碳发展把握“换道超车”机遇

绿色低碳转型既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把握绿色产业新赛道、实现“换道超车”的重大机遇。

一是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推进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十四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由40%提升至60%左右[12]。“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58亿吨标准煤[13]。

二是培育壮大绿色产业集群。 依托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领域的先发优势，巩固提升绿色产业全球竞争力，拓展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绿色服务的国际市场空间[8]。

三是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计降低17%[13]。应以碳排放双控为牵引，倒逼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培育绿色增长新动能。

（五）开放合作机制：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冲“脱钩断链”风险

面对部分国家推动“脱钩断链”的图谋，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是最有效的对冲策略。

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加强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衔接。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标志着我国制度型开放迈出重要一步[11]。

二是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我国外贸多元化格局加速形成，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11]。2026年1—7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24]，外贸展现出强大韧性。应进一步开拓“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空间，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三是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我国应发挥全球供应链“压舱石”作用，与各国共建安全稳定、畅通高效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同时加强关键环节自主可控能力建设[25]。

（六）安全保障机制：以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守牢安全底线

一是确保粮食安全。 牢牢守住18.65亿亩耕地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加强产供储销体系建设[6]。“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13]。

二是确保能源资源安全。 实施中长期油气增储上产、新一轮找矿突破等战略行动，确保原油年产量稳定在2亿吨左右、天然气产量稳步增长[6]。

三是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健全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6][9]。坚持化债与发展相辅相成，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20]。

（七）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综合保障机制

在上述五大机制的基础上，还应在宏观层面构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综合保障机制，形成风险对冲的整体合力。

一是强化宏观政策的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2026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23]。应保持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科技、区域等政策协调配合，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

二是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处置机制。 完善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制，聚焦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加强源头防控、预判预警、早期纠正[6]。健全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丰富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6]。建立重点领域风险台账和动态监测制度，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三是完善安全发展的法治保障。 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以法治手段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水平[7]。加快重点领域安全立法，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的法律法规体系，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法治支撑。

四是增强社会韧性建设。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就业、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增强社会应对风险冲击的韧性。2025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95%、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12]，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网为防范化解社会风险提供了坚实支撑。

七、风险对冲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

在总体思路与机制设计的基础上，本章从制度保障、重点任务、区域布局、国际拓展、应急管理五个维度提出风险对冲的具体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

（一）制度保障路径：以法治和改革夯实对冲根基

第一，完善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制度体系。 加快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制度化、法治化。深入实施《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建立健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监测、评估、预警和应对机制，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7]。依托督查、审计等监督手段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第二，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19]。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和收益分配机制。

第三，完善宏观政策协同机制。 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等的协调配合，形成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策合力。2026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支出预算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11.89万亿元，为近年来力度最大[23]，为对冲风险提供了有力政策支撑。

（二）重点任务路径：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增强对冲能力

第一，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应用贯通衔接。2026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47.9%[14]，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应持续加大投入，推动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第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部署了28项重大工程，应抓好贯彻落实[13]。

第三，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2.5%[13]；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推动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融合赋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区域布局路径：以战略腹地和备份能力优化空间格局

第一，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要求，推动产业合理有序梯度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布局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基地，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和战略纵深。

第二，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抗风险能力。 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中部地区加快崛起、西部地区开发开放、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第三，加强重点领域安全保障工程建设。 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粮食储备、油气勘探开发和储备、煤制油气基地、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灾害监测预报体系6项重点领域安全保障重大工程[6]，以工程化能力筑牢安全防线。

（四）国际拓展路径：以高水平开放拓展战略回旋空间

第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化与共建国家在基础设施、经贸投资、绿色发展、数字合作等领域的务实合作。2025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全部货物进出口比重达51.9%[12]，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我国对冲外部风险、拓展战略空间的重要依托。

第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8]。

第三，完善涉外风险防控体系。 加强海外利益保护，健全境外投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用好出口管制、反外国制裁等法律工具，提升运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

（五）应急管理路径：以韧性建设提升风险吸收能力

第一，健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 完善国家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制，建立重点领域风险台账和动态监测制度，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加快推进灾害监测预报体系建设，提升对自然灾害、重大突发事件等的监测预警能力[6]。

第二，增强重要物资储备能力。 加强粮食、能源、战略物资等储备体系建设，完善重要商品保供稳价机制，增强应对极端情况的物资保障能力。

第三，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建立关键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白名单”和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对重点环节、关键节点的风险监测和应急保障，确保极端情况下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7][25]。

第四，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预案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确保我国经济在风浪考验中行稳致远。

（六）组织保障路径：以党的全面领导凝聚对冲合力

第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统筹发展和安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机制，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层层压实责任[1]。

第二，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 风险对冲涉及多领域、多环节、多主体，需要打破部门壁垒和区域藩篱，建立健全跨部门风险会商研判机制、跨区域协同联动机制，形成风险识别、预警、处置、恢复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充分发挥国家统一的经济安全保障协调机制作用，统筹各部门各领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资源和力量。

第三，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和力量。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把握用好战略机遇，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应加强形势政策宣传解读，增强社会各界的信心和预期，引导经营主体、社会组织和广大公众积极参与风险防范和韧性建设，形成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

第四，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 在百年变局背景下，许多风险具有跨国性、全球性特征，需要在国际层面加强协调合作。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1]，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供应链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全球性挑战中发挥更大作用，为自身风险对冲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八、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百年变局为分析背景，基于“十五五”规划纲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等权威政策文件和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对百年变局下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识别与风险对冲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全面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变革[8]。我国发展既面临科技自立自强、绿色转型、超大规模市场、全球治理参与等重大战略机遇，也面临外部围堵遏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内需不足、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领域风险等严峻挑战[1]。

第二，我国发展具备的制度、市场、产业、人才四大优势，是把握战略机遇、对冲风险挑战的坚实根基。 2025年我国GDP达140.19万亿元、增长5.0%，“十四五”时期经济总量实现“四连跳”[4]；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接近30%[12]；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80%、首次超过OECD平均水平，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4][11]。这些成就充分证明，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1]。

第三，把握战略机遇与对冲风险挑战本质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本文提出构建“创新驱动—内需支撑—绿色转型—开放合作—安全保障”五位一体的风险对冲机制：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冲“卡脖子”风险，以超大规模市场对冲外需波动风险，以绿色低碳发展把握“换道超车”机遇，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冲“脱钩断链”风险，以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守牢安全底线。

第四，风险对冲需要制度保障、重点任务、区域布局、国际拓展、应急管理五个维度协同推进。 完善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制度体系，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对冲能力；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建设战略腹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战略回旋空间；健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风险吸收能力。

（二）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战略机遇期的识别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动态性，本文基于当前政策文件和数据作出的判断，有待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进一步演变动态校准。二是对风险对冲效果的量化评估不足，后续可尝试构建战略机遇与风险指数，对不同领域机遇和风险的变化进行动态监测和比较分析。三是百年变局的内涵丰富多元，本文主要聚焦经济安全和统筹发展维度，对地缘政治、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维度的分析有待深化。

展望未来，随着“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落地实施，我国在科技创新、扩大内需、绿色发展、高水平开放、安全保障等领域的战略布局将不断深化。只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我国就一定能够把握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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