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2026年3月13日正式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及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本文基于国家最新权威政策文件和公开数据，系统解读“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政策内涵与实践路径。文章首先梳理了强大国内市场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与战略意义；其次深入分析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然后从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三个维度详细阐述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具体举措；接着探讨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路径；最后分析了政策协同机制、国际经验借鉴、面临挑战及应对策略。研究表明，“十五五”时期通过系统性的内需扩张战略与深层次改革，我国将有效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十五五规划；强大国内市场；新发展格局；内需战略；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一章引言：研究背景、问题提出与意义

1.1 研究背景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十五五”时期。2026年3月13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该规划纲要，次日单行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与此同时，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于3月5日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正式发布，明确了“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工作重点。

“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国际层面，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国内层面，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

在此背景下，“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十五五”规划纲要的第五篇专章主题，并被置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之首。这一战略部署不仅是对“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践的延续和深化，更是应对新形势、把握新机遇、塑造新优势的关键举措。从历史维度看，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标志着从出口导向、投资驱动向内需主导、创新驱动转型的深化；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增加的必然选择；从未来维度看，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2 问题提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外部需求不确定性显著增加。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仅2.4%，远低于疫情前水平；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关键领域技术封锁不断升级。从国内看，经过多年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供需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供给体系质量不断提升，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达到36.8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30%；另一方面，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短板，2025年最终消费率仅为55.8%，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约10-15个百分点。

如何破解“供强需弱”矛盾？如何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力？如何在国内国际环境深刻变化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这些成为“十五五”时期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回应。这一战略部署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畅通循环，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体而言，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第一，如何有效提振居民消费，释放内需潜力？第二，如何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第三，如何破除市场壁垒，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1.3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方面，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大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内需驱动型增长的理论内涵。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通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的案例和理论素材。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多基于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对大国经济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研究不足。中国实践将填补这一理论空白，为后发大国实现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特别是中国在超大规模市场条件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协同实现内需扩张与供给升级的良性互动，将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宝贵经验。

实践意义方面，本研究系统解读国家最新战略部署和政策举措，为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对于政府部门，有助于理解政策意图、把握工作重点、制定实施细则；对于企业，有助于洞察市场趋势、调整经营战略、把握投资机遇；对于研究机构，有助于明确研究方向、开展政策评估、提供决策咨询。同时，通过分析政策实施中的挑战与对策，为政策完善和有效落地提供思路。例如，在提振消费方面，如何平衡短期刺激与长效机制建设；在扩大投资方面，如何协调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关系；在市场建设方面，如何破除地方保护与行政垄断。

政策意义方面，本研究基于权威政策文本和最新数据，全面梳理“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体系，有助于推动各项政策协同发力，形成政策合力。当前，涉及内需扩张的政策分散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社会等多个领域，存在协调不足、效应抵消等问题。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提出政策协同框架，为构建“宏观-中观-微观”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提供参考。特别是如何实现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如何协调短期稳增长与长期调结构目标，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关系，都需要深入研究和系统设计。

第二章理论框架：强大国内市场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

2.1 强大国内市场的理论内涵 

强大国内市场是指一国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市场体系完善、流通效率高、供需匹配良好、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显著的市场体系。其核心特征包括：

第一，规模巨大且持续扩张。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于2025年首次突破50万亿元，达到51.2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换算，已经是世界第一消费国。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19万亿元，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120万亿、130万亿、140万亿四个大台阶。从增长潜力看，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人均GDP已超过1.2万美元，正处于消费升级加速期。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将在“十五五”期间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消费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突破70万亿元。

第二，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消费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拓展，2025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46.1%，较2020年提高3.5个百分点；服务零售额增长12.5%，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4.2个百分点。投资从传统基建向新基建、民生领域倾斜，2026年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其中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至35%以上。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高速增长，2025年增长15.2%，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3.8%。

第三，内生动力不断增强。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完善等举措，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持续提升。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旨在从根本上提升消费能力。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调节力度。到2030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计划从4亿人扩大到5亿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5%左右。

第四，制度环境日益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2025年版事项已缩减至106项，较2018年首次发布时的151项减少45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强化，2025年审查新出台政策措施文件18.2万件，修改废止违反审查标准文件1200余件。消费者权益保护不断加强，全国12315平台受理投诉举报咨询3400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5.6亿元。

2.2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演进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4月在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经过“十四五”时期的实践探索，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得到系统深化和全面部署。从理论渊源看，新发展格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借鉴了发展经济学关于内需驱动型增长的理论，融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处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实践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基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作出的战略选择。大国经济具有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的独特优势。2021年至2024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86.4%，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不断巩固。从国际比较看，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内需贡献率仍有提升空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要把发展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通过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稳定性。

第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2025年我国进出口量稳质升，出口增长6.1%，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增长19.1%。双循环相互促进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通过扩大进口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2025年消费品进口增长8.3%；二是通过出口参与国际竞争倒逼国内产业升级，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达29.7%；三是通过引进外资带来技术溢出和管理经验，2025年实际使用外资1.2万亿元。

第三，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通过扩大内需，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内生动力主要来自创新驱动和改革推动，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3.9万亿元，投入强度2.8%；全年发明专利授权量92.1万件。可靠性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回升至27.8%，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稳步提升。

2.3 两者关系的理论阐释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

一方面，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国内市场足够强大，才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格局。2025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2%，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强大的国内市场能够为国内大循环提供雄厚支撑，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稳定性。具体而言：第一，强大国内市场为技术创新提供应用场景和迭代空间，我国在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领先，得益于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第二，强大国内市场为产业升级提供规模经济支撑，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形成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三，强大国内市场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回旋余地，在外部需求收缩时，内需能够起到稳定器作用。

另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供战略指引和路径选择。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引入国际优质资源，倒逼国内产业升级和市场体系完善。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正是通过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具体路径包括：第一，通过进口优质商品和服务，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倒逼国内企业提升竞争力；第二，通过引进外资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国内产业水平；第三，通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接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两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共同服务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从时间维度看，“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的关键阶段，要通过扩大内需、深化改革，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经济基础。从空间维度看，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从价值维度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第三章“十五五”时期发展环境分析 

3.1 国际环境：变乱交织与机遇并存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呈现“变乱交织、机遇并存”的复杂特征，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但危中有机、变中育新，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挑战方面：第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2025年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达到156，创十年新高；全球贸易增长预期从2024年的3.2%下调至2.4%。第二，全球治理赤字加重、安全问题凸显。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风险积累，外部需求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1%，低于疫情前十年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全球债务规模达307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336%。第三，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科技竞争白热化。美国对我国加征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持续，2025年我国对外贸易明显承压，对美出口下降2.3%；科技领域“脱钩断链”风险上升，实体清单企业新增127家，涉及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

机遇方面：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为我国实现“弯道超车”提供可能。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快速发展，2025年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6000亿元，生物医药产业营收增长12.8%，量子通信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第二，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调整。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金砖国家扩员至15国，占全球GDP比重达37%；“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提升。第三，区域经济合作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2025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为拓展国际合作开辟新空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红利持续释放，2025年我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贸易额增长5.8%，占外贸总额30.2%。

3.2 国内基础：优势显著与短板并存 

经过“十四五”时期的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加坚实，但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

发展成就显著：第一，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十四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4%，2025年总量达140.19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9.8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比重18.5%。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达36.8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30%。第二，创新活力持续迸发。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首次跃升至第10位，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三，民生福祉不断提升。“十四五”期间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4%，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第四，安全基础巩固。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2025年达1.43万亿斤；能源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增强，原油产量回升至2.1亿吨，天然气产量2300亿立方米。

短板问题突出：第一，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消费、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8%，低于疫情前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2%，其中民间投资仅增长2.1%。第二，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大，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利用率仅75%左右；新兴产业培育需要时间，202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8.2%，距离2035年目标仍有差距。第三，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2025年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平均为14.2%；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2025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2.1%，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第四，重点领域风险隐患。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任务繁重，2025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8.7%，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42万亿元。

3.3 “十五五”时期战略定位 

基于对发展环境的科学分析，“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这一时期的国家战略定位，为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

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成效，直接关系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从时间节点看，“十五五”规划实施期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时间点高度契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五年。从发展任务看，这一时期要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需要在2030年前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人均GNI约1.3万美元）。

应对变局的战略选择：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各种风险挑战，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以内部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战略选择。这一战略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经济自主可控能力，减少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通过扩大内需，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通过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增长潜力。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

高质量发展的攻坚阶段：“十五五”时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阶段。规划纲要提出七大主要目标，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放在首位。这要求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更多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统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而言：第一，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从2025年的55%提高到2030年的60%以上；第二，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第三，要促进共同富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这些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强大国内市场的支撑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第四章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战略部署

“十五五”规划纲要第五篇专章部署“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包含三章内容：第十五章“大力提振消费”、第十六章“扩大有效投资”、第十七章“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三者构成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三大支柱，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推动内需规模实现新突破、内需体系实现新提升。

4.1 大力提振消费：夯实内需基础 

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达到51.2万亿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2%，连续11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十五五”时期，提振消费将从四个维度系统推进，着力破解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4.1.1 夯实居民消费基础

核心是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加快形成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消费的基础在于居民有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和良好预期，三者缺一不可。

就业方面：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2026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具体措施包括：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至2027年底，预计全年为企业减负1800亿元；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2025年数字职业招聘需求增长23.4%。2025年城镇新增就业1267万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但结构性就业矛盾依然突出，技能人才求人倍率保持在1.5以上。

收入方面：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是“十五五”时期消费政策的重大创新。计划包括三个重点：一是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强化就业帮扶、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确保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高于平均水平；二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规范发展财富管理产品、稳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等途径，拓宽居民收入渠道；三是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2026年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调幅度不低于5%。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2025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2.2万亿元，惠及经营主体超过1亿户。促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2026年将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推动资本市场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社保方面：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这是消除居民后顾之忧、释放消费潜力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人数达8400万人；规范完善与人均消费支出挂钩的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确保低保标准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0%；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2026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达到148元；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24元，达到670元。这些措施将直接增加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提升其消费能力。

4.1.2 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我国服务消费增长空间巨大，2025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为46.1%，而发达国家普遍在60%以上。

生活服务消费：提升便利化水平，发展社区嵌入式服务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2025年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2970个，覆盖居民超过6000万人；推进传统商圈焕新，支持步行街、商业综合体数字化改造，2025年首批12条全国示范步行街客流量增长18.2%，营业额增长15.7%；优化养老、托育、家政等领域服务消费体验，2026年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新增养老床位50万张，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从2025年的3.2个提高到4个。2026年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预计惠及200万老年人。

发展型消费：适应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规范发展教育和培训消费，2025年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为11.2%，较2020年提高0.8个百分点；培育壮大健康消费，积极引进国际优质服务资源，2025年健康服务消费规模达8.2万亿元，增长12.3%。2025年全国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儿科服务实现全覆盖，儿科医师数达23.5万人，每千名儿童儿科医师数达0.92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3亿人，试点城市达49个。

改善型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审批管理，2025年营业性演出场次达50万场，票房收入突破600亿元；实施冰雪旅游提升计划，2025年冰雪旅游人次达5.2亿，收入超1.1万亿元；发展邮轮游艇、房车露营等休闲消费，2025年邮轮接待出入境旅客恢复至2019年的85%；积极拓展低空消费，2025年低空经济规模达5000亿元，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城市达100个。2025年国内出游人次增长16.2%至65.2亿，旅游收入增长19.8%至6.8万亿元；入境旅游人次增长17.1%至2.1亿，国际旅游收入恢复至2019年的85%。

4.1.3 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稳定大宗消费，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商品消费仍是消费的基本盘，2025年商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75.6%。

房地产消费：因城施策优化房地产政策，多管齐下稳定预期，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2026年将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万个，惠及居民900万户；加强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2025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期，但刚性和改善性需求依然旺盛。

汽车消费：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完善充换电、停车场等基础设施，2025年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突破2000万个，车桩比达到2.5:1；拓展汽车改装、租赁等后市场消费，2025年汽车后市场规模达1.8万亿元。2025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1600万辆，销量1550万辆，市场渗透率达45%，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

以旧换新：支持汽车、电子产品、家电家具等回收体系建设，规范二手商品流通秩序。2026年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央财政对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汽车、家电等给予补贴。2025年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商品销售额超过2.6万亿元，回收废旧家电1.2亿台、报废汽车380万辆。

数字消费：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推动智能新产品应用，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推广柔性化定制化消费品生产模式。2025年智能家居市场规模达1.2万亿元，增长18.5%；可穿戴设备、智能机器人等新型消费电子销售额增长22.3%。发展绿色消费，积极推广绿色低碳产品，2025年绿色产品认证证书达8.5万张，获证企业2.1万家。

4.1.4 持续改善消费环境

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良好的消费环境是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保障。

政策支持：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2026年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通过贴息、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消费信贷投放；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消费金融产品，2025年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19.8万亿元，增长10.2%；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2025年认定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150个，示范步行街30条。

入境消费：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推广离境退税商店，2025年离境退税商店达1500家，退税销售额增长25%；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购在中国”，2025年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天津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达13.5%。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专门提出要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拓展入境消费，2026年将优化签证政策，增加过境免签城市，提升支付便利性。

休假制度：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预计将释放旅游、文化等消费潜力。研究表明，带薪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可带动旅游消费增长15%以上。

权益保护：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畅通消费者投诉和维权渠道，2025年全国12315平台受理投诉举报咨询3400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5.6亿元；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2025年查处网络交易违法案件5.2万件；健全预付式消费监管模式，推行资金存管和履约保证保险，2025年预付式消费投诉量下降18.3%。

4.2 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供给结构 

投资既是当前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十五五”时期，扩大有效投资将聚焦三个重点，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4.2.1 提高政府投资效益

优化政府投资结构，聚焦惠民生、补短板、增动能。政府投资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2026年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安排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两重”建设（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投资方向：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普通高中和优质高等教育扩容、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具体项目包括：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增加学位供给；支持县级医院提标扩能，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年培训能力达1000万人次。2026年民生类投资占中央预算内投资比重将提高到40%以上。

投资规模：2026年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比2025年增加300亿元；安排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两重”建设，其中5000亿元用于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大工程，3000亿元用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基础再造等科技创新项目。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44000亿元，支持建设重大项目、置换隐性债务、消化政府拖欠账款等。这些投资将形成实物工作量，直接拉动经济增长，预计可带动社会投资10万亿元以上。

投资管理：加强政府投资全过程管理，强化战略规划引领、项目谋划储备论证和事中事后监管，避免过度超前建设和低效无效投资。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完善“自审自发”机制，提高用于项目建设比重并单列。2026年将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机制，对投资额10亿元以上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

4.2.2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坚持平等对待、保护权益、政策协同，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过55%，是投资的主力军。

参与机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建设，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持股比例。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落实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将推出新版鼓励民间投资行业目录，清单化管理、常态化推进。2025年民间投资增长2.1%，增速较2024年回升1.3个百分点，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投资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投资力度，推动新兴领域应用场景向民营企业开放。“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重大战略任务将为各类经营主体打开投资新空间。具体包括：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领域推出一批示范项目，向民营企业开放；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建设；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2026年安排100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设备更新改造。

要素保障：依法保障民营企业投资运营合法权益，平等保障用地、融资等要素需求。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加强布局规划和投向指导评价，健全“投融管退”机制。2026年将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统筹协调解决民营企业发展难题；实施民营企业融资便利化行动，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民营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4.2.3 促进投资消费良性循环

聚焦投资消费结合点，以有效投资带动消费能力和意愿提升，以消费升级牵引投资方向优化。投资与消费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促进的。

结合点挖掘：支持就业增收带动能力强的行业扩大投资，鼓励消费基础设施和消费服务功能提升类设施建设。加大对健康养老、体育健身、休闲娱乐等领域消费场景建设和设施提档升级的投资力度。因地制宜推动交通枢纽、产业集聚区等拓展消费功能。2026年将实施消费基础设施投资促进行动，支持建设一批智慧商圈、智慧商店、智慧物流配送中心。

县域商业：推动县域商业提质增效，加强物流仓储、农村寄递等设施补短板。全国人大代表王光宁建议，加快完善城乡物流配送体系，重点支持县域商业综合体和乡村仓储物流节点建设，破解农村消费“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初一公里”难题。2026年将实施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建设改造一批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乡镇商贸中心，到2028年基本实现县县有连锁商超、村村通快递。

4.3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性改革。“十五五”时期将从三个层面纵深推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4.3.1 完善基础制度规则

推进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制度建设。制度规则统一是市场统一的基础。

产权保护：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制定重点领域商业秘密保护规则指引。2026年将修订《专利法实施细则》，加大侵权惩罚性赔偿力度，法定赔偿上限提高到500万元。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54.3万件，判赔金额79.2亿元。

市场准入：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动态修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要求。2025年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分别减至29条、27条，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清零。2026年将开展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中设置的不合理限制。

信用体系：强化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功能，深入推进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信用应用拓展，完善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和信用修复机制。健全企业破产制度，探索建立覆盖所有经营主体的简易退出机制。2025年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信息超800亿条，为1.4亿市场主体建立信用档案；办理破产案件1.2万件，平均审理周期压缩至1.5年。

立法保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推广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生产地和消费地利益分享。2026年将启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立法程序，明确市场统一的基本规则和各方责任。

4.3.2 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推动市场监管规则完善、基准统一、能力提升，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

公平竞争：制定重点领域公平竞争合规指引，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制定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2025年审查新出台政策措施文件18.2万件，修改废止违反审查标准文件1200余件；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2300件。

反垄断执法：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制定重点领域反垄断指南指引。完善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动态更新和通报问责制度。2025年查处垄断案件182件，罚没金额12.3亿元；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5.8万件，罚没金额26.7亿元。2026年将出台平台经济反垄断合规指引，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标准体系：完善协调统一的国家标准体系，扩大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面，推进新兴产业标准建设，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推进检验检测认证资源共享、资质互认和结果通用。2025年制定修订国家标准2832项，其中强制性标准112项；参与制定国际标准200项，国际标准转化率达85%。2026年将开展标准“领跑者”行动，在重点领域培育2000个企业标准“领跑者”。

4.3.3 促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

推进流通物流、市场信息、交易平台等设施互联互通和规则衔接。基础设施联通是市场统一的物理基础。

流通体系：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依托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构建若干重要商品骨干流通走廊。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比率降至14.2%，较2020年下降1.3个百分点；国家物流枢纽达125个，覆盖全国主要经济区域。

多式联运：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大力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促进集装箱和大宗物资铁水联运。邮政快递业作为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业务收入突破1.8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近2000亿件，为促进市场互联互通、要素有序流动奠定了坚实基础。2026年将实施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50个国家级多式联运枢纽。

信息平台：完善市场信息交互渠道，推动构建全链条信息信任和应用机制。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推进人工智能应用和大数据监管，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2025年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额达35万亿元，电子化交易率超90%；“信用中国”网站归集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超2亿条。

第五章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探索

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从三个维度系统推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

5.1 做强国内大循环：夯实发展根基 

国内大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其关键在于增强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时发力，打通堵点、补齐短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5.1.1 提升供给体系适配性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我国供给体系总体规模庞大，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

产业升级：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025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4%、9.2%，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3.8和3.6个百分点。聚焦重点领域制定修订583项国家标准，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行动。具体措施包括：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2026年支持5000个重点技改项目；开展“智改数转网联”行动，到202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达70%；推进绿色制造，2025年创建绿色工厂5000家、绿色工业园区200个。

新兴产业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具体目标：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20%；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突破2万亿元，自给率超过50%；生物医药产业进入全球第一方阵；低空经济规模达2万亿元。

服务业提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2025年现代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5%、9.8%。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具体措施：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2026年在全国推广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经验；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培育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500家；发展平台经济，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5.1.2 畅通经济循环堵点

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当前，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

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具体措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2026年全面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消除户籍、地域、身份等歧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2025年股票、债券市场规模分别达110万亿元、160万亿元；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2026年出台数据产权登记、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基础制度。

流通效率提升：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2025年邮政快递行业规模与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促进市场互联互通、要素有序流动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目标：到2030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比率降至13%左右；国家物流枢纽达150个，形成“通道+枢纽+网络”运行体系；冷链物流设施网络基本完善，农产品冷链流通率提高到30%。

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加强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持续实施城市更新。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7.7%。具体措施：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2026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保持在40%以上；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支持120个县城建设示范地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2026年新开工城市地下管网改造2.5万公里以上。

5.2 拓展国际循环：提升开放能级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十五五”时期，国际循环拓展将聚焦三个重点，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增效，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

5.2.1 推进制度型开放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接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开放领域拓展：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在22个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200余项制度创新成果，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新增9个城市并推出155项试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在增值电信领域，2026年将在自贸试验区全面取消互联网数据中心、内容分发网络等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在生物技术领域，简化人类遗传资源跨境流动审批流程，支持外资在境内开展基因测序、细胞治疗等研发活动；在医疗服务领域，支持在海南博鳌乐城、上海浦东新区等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并允许其使用已在国外注册的药品和医疗器械。2025年，实际使用外资1.2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服务业使用外资占比达78.5%。

规则对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研究优化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完善相应管理制度。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做到法律适用上一致、地位待遇上平等。具体措施：全面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规则，加快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进程。2026年将修订《反垄断法》配套规章，完善经营者集中审查标准，使其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在政府采购领域，落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GPA）的承诺，清理各类隐性壁垒。

5.2.2 提升贸易投资质量

推动贸易投资合作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背景下，稳规模、优结构是外贸外资工作的重中之重。

贸易结构优化：加大稳外贸力度，进出口量稳质升，2025年出口增长6.1%。出口多元化成效明显，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具体措施包括：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2026年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东盟、拉美、非洲的出口比重计划提升至55%；优化出口产品结构，2025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达29.7%，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29.6%；创新发展服务贸易，2025年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增长9.3%，占服务贸易总额比重达43.7%。2025年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达32.3%，较2020年提升3.7个百分点。

投资环境改善：出台稳外资行动方案，2025年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增长19.1%。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不断完善沟通交流机制，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具体举措：2026年将举办“投资中国”系列推介活动，聚焦先进制造、现代服务、节能环保、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大引资力度；健全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确保投诉事项办结率超过90%；落实外资研发中心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外资在华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和开放式创新平台。2025年，利润再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达36%，显示出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5.2.3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升各领域务实合作水平。“一带一路”倡议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强调“小而美”项目，注重民生和绿色发展。

合作领域深化：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具体项目：2026年将重点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全年开行数量预计突破2万列，并加快海外仓布局，在共建国家建设一批枢纽节点；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在农业、新能源、公共卫生等领域共建50家联合实验室；推动“丝路电商”合作，与30个共建国家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制。2025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18.7%，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增长9.2%。

风险防控：完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加强与国际物流企业合作，布局海外仓、分拨中心等节点，构建安全可靠、畅通高效的全球寄递服务体系。具体措施：建立“一带一路”项目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体系，强化对地缘政治、法律、汇率等风险的评估预警；推动人民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使用，2025年与共建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9.5万亿元，同比增长24%；完善领事保护与协助机制，建设“平安丝路”。

5.3 促进双循环联动：增强系统效能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新发展格局的活力源泉。“十五五”时期，双循环联动将从三个机制入手，推动内外市场相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联。

5.3.1 市场联通机制

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核心是打通内外贸，建设一体化市场。

进口促进内需：优化进口结构，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购在中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具体措施：2026年将进一步降低部分药品、医疗器械、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增设一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发挥其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平台作用。2025年，消费品进口额达2.1万亿元，增长8.3%。

出口带动产业：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倒逼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2025年出口多元化成效明显，为国内产业发展提供市场空间。具体路径：鼓励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2025年我国国际标准转化率已达85%；支持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模式拓展国际市场，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2.9万亿元，增长15.6%；推动国内产业链优势环节融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在电子、机械、纺织等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链主”企业。

5.3.2 要素流动机制

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要素高效流动。重点是人才、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

人才流动：优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社团对外专业交流合作管理机制，吸引国际高端人才。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具体举措：2026年将试点在华外国高校毕业生直接就业创业政策，完善外籍人才永久居留、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配套措施；实施“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青年科学家计划，支持来华开展短期科研工作；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其聘用的海外高端人才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2025年，来华工作的外国专业人才超过95万人次。

技术交流：推动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促进技术交流合作。2025年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具体措施：支持设立中外合资合作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在特定区域（如海南博鳌乐城）开展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加速国际创新药械在我国上市；深化国际知识产权合作，2025年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7.6万件，连续四年居世界首位。

5.3.3 规则对接机制

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衔接，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这是双循环深度联动的制度保障。

标准互认：推进检验检测认证资源共享、资质互认和结果通用。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完善协调统一的国家标准体系。具体工作：2026年将在工程机械、家用电器、纺织品等领域率先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对接，并与主要贸易伙伴签署更多产品认证互认协议；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国际标准组织治理，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监管协同：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推进人工智能应用和大数据监管，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具体实践：深化“单一窗口”建设，2026年将主要业务申报应用率提升至100%，并拓展至跨境贸易全链条；在自贸试验区试点企业合规改革，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合规管理体系认证标准；加强反垄断、数据安全、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的国际监管对话与合作。

第六章政策协同与实施保障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类政策协同发力、各项保障措施到位。“十五五”时期，政策协同与实施保障将聚焦五个方面，形成“宏观-产业-区域-社会-风险”五位一体的支撑体系。

6.1 宏观政策协同：营造稳定环境 

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预期。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2026年赤字率维持4%左右，赤字规模达5.89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11.89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万亿元。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其中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8000亿元用于“两重”建设。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44000亿元。政策重点包括：一是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2026年规模预计达10.5万亿元，重点向财力薄弱地区倾斜；二是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制造业发展和中小微企业；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控一般性支出，保障民生、科技、教育等重点领域投入。

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准降息仍有空间。优化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增加规模，完善实施方式。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今年货币政策将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集成、协同效应。具体操作：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节奏平稳；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2026年普惠小微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预计保持在20%和25%以上；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增强政策取向一致性。避免政策相互掣肘，形成政策合力。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强化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具体机制：建立健全政策出台前综合影响评估机制，特别是对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政策，要充分听取市场主体和行业协会意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性；运用大数据等手段监测政策执行效果，及时调整完善。

6.2 产业政策引导：培育新质生产力 

产业政策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强大国内市场提供高质量供给。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2025年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首艘国产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式入列。具体支持：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围绕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在材料、装备、设计、制造、封测等环节补齐短板；加快大飞机规模化运营，推动C919拓展国际市场；在低空经济领域，完善空域管理、起降场地、飞行服务等保障体系，拓展无人机物流、空中交通、旅游观光等应用场景。

未来产业布局：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指出，央企将在量子信息、核聚变、低空经济、生物科技等领域加大培育力度。具体路径：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发挥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作用，加强前沿技术多路径探索和交叉融合；鼓励发展早期投资、创业投资，支持未来产业领域中小企业成长。

传统产业升级：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2025年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28%、10.9%。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5.1%。主要措施：开展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2026年推动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增长8%以上；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建设更多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推动钢铁、有色、石化、建材等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到2027年完成4.2亿吨钢铁产能超低排放改造。

6.3 区域政策协调：优化空间布局 

区域政策促进协调发展，为强大国内市场拓展空间载体。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重大区域战略实施：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区域联动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巩固三大区域动力源作用，高质量推进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具体任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在抓好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新两翼”建设，2026年雄安新区城市框架基本形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在促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化体制机制软联通；海南自贸港2025年底前启动全岛封关运作，2026年将初步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

新型城镇化推进：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加强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持续实施城市更新。具体举措：2026年将推动各地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深入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建设，培育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027年底前基本完成城市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老旧管道更新改造任务。

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县域商业提质增效，加强物流仓储、农村寄递等设施补短板。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支持政策：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2026年将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300个、乡镇商贸中心1000个；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向县域有序梯度转移；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支持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

6.4 社会政策托底：增进民生福祉 

社会政策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大国内市场夯实群众基础。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就业优先政策：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2026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具体措施：延续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政策，优化稳岗返还政策，加强对就业容量大的行业企业支持；突出抓好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加强农民工、退役军人、脱贫人口等群体就业帮扶和技能培训，2026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500万人次以上。

收入分配改革：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务实举措。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重点任务：改革完善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健全医务人员、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薪酬制度；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丰富资管产品，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投资渠道；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调节力度，2026年提高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社会保障完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达到148元；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24元，达到670元。在全国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开展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试点。扩面提标：2026年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全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多渠道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6.5 风险防控体系：筑牢安全底线 

风险防控体系聚焦重点领域，为强大国内市场提供安全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金融等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房地产风险化解：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探索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加强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一揽子方案：2026年将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优化房地产企业白名单制度，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扎实推进保交楼工作，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深入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有序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持续压减融资平台数量，地方债务结构不断优化。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完善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分类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改革转型，推动其与地方政府信用脱钩；对债务负担重、偿债能力弱的地区，严格控制新增政府投资项目。

金融风险防范：一体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转型发展，高风险机构数量大幅下降。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维护金融市场秩序。重点工作：加快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2026年基本完成农村信用社改革；健全资本市场防假打假机制，严厉打击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完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设立省级领导机制，压实地方责任。

第七章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把握一般规律。本章选取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特色强大国内市场建设提供镜鉴。

7.1 美国：内需主导型经济体的经验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其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具有借鉴意义。美国消费对GDP的贡献长期稳定在70%左右，形成了以消费为基础、创新为动力、金融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

消费驱动特征：美国消费对GDP贡献率长期保持在70%左右，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经验在于：第一，收入水平高且分配相对合理，2024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8万美元，基尼系数为0.49（2019年），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后降至0.38；第二，消费信贷发达，信用卡、分期付款等金融工具普及，2024年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05%，其中消费信贷占比约25%；第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建立了涵盖养老（联邦社保基金）、医疗（Medicare和Medicaid）、失业等多层次保障网，减少了居民预防性储蓄，2024年美国居民储蓄率约为4.5%。

投资结构优化：美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知识产权投资占比超过30%，体现创新驱动特征。政府投资聚焦基础设施和研发，2025年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投资1.2万亿美元。私人投资活跃，风险投资市场成熟，2024年风险投资额达170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科技和生物医药领域。其经验表明，强大的国内市场不仅依赖消费，也需要高效率、创新驱动的投资作为支撑。

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通过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保障全国市场统一，各州不得设置贸易壁垒。联邦法律在反垄断、消费者保护、产品质量等方面具有最高权威，确保了统一的市场规则。此外，美国拥有发达的交通物流网络、统一的支付清算体系和信用体系，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对我国的启示：第一，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优化收入分配，尤其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健全社会保障以降低预防性储蓄；第二，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发展多元化消费金融，满足合理消费信贷需求；第三，加大知识产权投资，完善创新生态，发挥风险资本在培育新动能中的作用；第四，强化全国统一市场的法治基础，破除任何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7.2 欧盟：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经验 

欧盟通过一体化建设，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其经验值得借鉴。欧盟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一个持续的制度整合过程，核心是推动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四大要素自由流动。

制度一体化路径：欧盟通过“四大自由”（商品、服务、资本、人员自由流动）推进市场统一。建立统一的法律框架，如《罗马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设立欧盟法院，保障法律统一实施。其经验表明，统一大市场建设必须以具有强制力的共同法律和司法裁决为保障。例如，通过“Cassis de Dijon”判例确立的“互相承认原则”，极大促进了商品自由流通。

政策协调机制：建立共同农业政策、竞争政策、贸易政策等。通过结构基金、凝聚基金等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欧盟竞争政策（反垄断）由欧盟委员会统一行使，严格禁止成员国通过国家援助扭曲竞争。2021-2027年欧盟预算中，“凝聚基金”拨款超过3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缓解市场一体化可能加剧的区域失衡问题。

标准统一进程：推行“新方法指令”，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认证体系。CE标志成为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通行证。欧盟不制定具体技术标准，而是委托欧洲标准化组织（CEN、CENELEC等）制定，企业可自愿采用，但一旦采用就必须符合，这既保证了基本安全要求，又给予了市场灵活性。

对我国的启示：第一，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立法进程，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并强化执法和司法保障；第二，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与统一大市场建设相适应的利益补偿和区域平衡机制；第三，大力推动标准体系整合与升级，充分发挥市场性标准组织作用，实现强制性标准守底线、推荐性标准保基本、企业标准强引领；第四，建立独立、权威的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破除行政性垄断。

7.3 日本：内需扩大战略的经验 

日本在经历高速增长后，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其经验教训具有参考价值。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成功实施了内需扩大战略，但90年代后陷入长期停滞，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借鉴。

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十年间国民收入实际增长2.1倍。通过提高工资、完善社保、减税等措施扩大消费。其成功关键在于：将经济增长目标明确为国民收入增长，并同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重化工业向高附加值转型）和充实社会保障，实现了增长与分享的良性循环。

内需扩大政策：1980年代为应对日美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推行“前川报告”，提出扩大内需、开放市场、调整结构等举措。但政策执行中出现严重偏差，超宽松货币政策和金融自由化催生了巨大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泡沫破裂后，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通货紧缩交织，导致“失去的二十年”。其教训在于：扩大内需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要警惕资产价格泡沫，并妥善处理经济转型期的结构性问题。

供给侧改革：2010年代后实施“日本再兴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其经验是：在人口老龄化、内需饱和的背景下，必须通过持续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来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质量。日本在精密制造、新材料、机器人等特定领域保持了全球竞争力。

对我国的启示：第一，实施明确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将其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升级紧密结合；第二，坚定不移坚持“房住不炒”，防止金融资源过度流向资产领域，确保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第三，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必须毫不动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和“日本式停滞”的关键。

7.4 比较总结与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对中国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启示：

第一，收入分配是基础。美国、日本的经验表明，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是扩大消费的前提。我国需持续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并积极探索慈善等第三次分配。到2030年，应力争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从目前的43%左右提升至50%以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4亿人扩大到5亿人以上。

第二，社会保障是关键。完善的社会保障能够减少预防性储蓄，释放消费潜力。我国需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加大投入，提升保障水平和公平性，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

第三，市场统一是保障。欧盟的经验显示，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是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我国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核心是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建立全国统一的负面清单制度，并构建强有力的跨区域执法和司法体系。

第四，创新驱动是动力。美国的知识产权投资、日本的产业升级表明，创新是提升供给质量、创造新需求的核心。我国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也要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环境。

第五，风险防控是底线。日本的教训警示，在扩大内需和转型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和资产泡沫。我国需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稳妥处理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风险，确保国内大循环行稳致远。

第八章挑战与对策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诸多挑战，需要系统应对。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制约因素，精准施策，确保战略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8.1 主要挑战 

8.1.1 需求不足的深层次矛盾

居民消费率偏低：2025年我国居民消费率约39%，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原因在于：第一，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2025年约为43%，而美国和欧元区均在60%左右；第二，社会保障不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压力较大，导致预防性储蓄率高，2025年居民储蓄率仍达33%；第三，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口边际消费倾向较低，2025年60岁及以上人口达3.1亿，占总人口22.1%。

投资效率不高：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即每新增1元GDP所需的投资）从2010年的3.5升至2025年的6.2。部分领域存在重复建设、产能过剩问题。民间投资信心有待提振，2025年民间投资仅增长2.1%，占全部投资比重为55.1%，较历史高点有所下降。

8.1.2 供给体系的结构性短板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芯片、工业软件、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研发工具等领域对外依存度高。2025年芯片进口额达3500亿美元，国产化率仅30%；工业软件市场外资占比超过70%。这制约了产业升级和供给质量的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足：部分产业链关键环节存在“断链”风险。疫情和地缘冲突暴露了供应链脆弱性。例如，在汽车产业，部分高端芯片、电控系统依赖进口；在医药领域，部分原料药和高端医疗设备供给安全性需加强。

服务业供给质量不高：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领域优质供给不足，难以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市场化、标准化、品牌化程度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2025年，居民对生活性服务业的满意度指数为78.5，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8.1.3 市场体系的制度性障碍

地方保护依然存在：部分地区通过设置隐性壁垒保护本地企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中存在歧视性条款，如设定特定区域业绩、奖项或要求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尚未完全到位，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

要素流动不够顺畅：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流动，约2.9亿农民工尚未完全市民化，其消费行为仍呈“两栖”特征。土地市场城乡分割，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规模仍小。数据要素确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基础制度尚不健全。

监管标准不统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监管规则存在差异，增加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在环保、安全、质量等领域，部分地区存在监管“一刀切”或标准不一致问题。跨区域监管协同和执法联动不足。

8.1.4 国际环境的复杂性挑战

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25年我国出口增长6.1%，但增速较2024年下降2.3个百分点。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明显，加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

技术封锁加剧：美国等国家对华技术限制加强，实体清单不断扩容，高端芯片、EDA软件、高端传感器等进口受限。国际科技合作面临人为设置的障碍，影响我国创新生态的开放性和全球资源配置。

地缘政治风险：台海、南海局势紧张，影响国际合作环境。部分国家推动“去风险”、“友岸外包”，试图重构排除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我国深度融入国际循环构成挑战。

8.2 应对策略 

8.2.1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到2030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2025年的43%提高到50%以上。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完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

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到2030年从2025年的4亿人扩大到5亿人。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调节力度。研究优化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征收制度，适时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改革。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

增加财产性收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居民股息、利息、租金等收入。2026年在全国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拓宽投资渠道。规范发展资产管理行业，丰富金融产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增加农民土地增值收益的有效途径。

8.2.2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险：到2030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2026年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调剂比例提高至4.5%。

完善医疗保障：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年均增长5%以上。到2030年，大病保险报销比例提高到70%。推动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范围。深化药品和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

强化社会救助：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低保标准与人均消费支出挂钩动态调整。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完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保障制度。发展慈善事业。

8.2.3 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从2025年的6.5%提高到2030年的8%以上。设立国家基础研究基金。优化高校和科研机构评价体系，给予科研人员更大人财物支配权和长期稳定支持。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物育种等领域取得突破。到2030年，芯片国产化率提高到50%。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2026年，力争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50万家。

8.2.4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完善基础制度：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2026年完成立法。统一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建立健全跨区域行政裁决和司法协作机制。

破除地方保护：建立妨碍统一大市场建设事项清单，动态更新、通报问责。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清理废除歧视性和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纳入地方政府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

促进要素流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完善土地跨区域交易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数据要素流通规则，在保护隐私和安全前提下促进数据开放共享。2026年选择有条件地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8.2.5 统筹发展和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实施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5万亿斤。耕地保有量保持在18亿亩以上。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保障能源安全：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原油、天然气储备能力分别达到90天和30天消费量。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保障产业链安全：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建立关键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2026年，聚焦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装备等重点领域，梳理薄弱环节，组织协同攻关。

第九章结论与展望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五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本研究基于2026年“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等最新权威政策文件，系统解读了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核心要义、实施路径与政策体系。

9.1 主要结论 

第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基点和必然选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必须将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依靠强大国内市场抵御外部风险，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塑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这不仅是应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短期举措，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战略。

第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一个“提振消费、扩大投资、统一市场”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提振消费是基础，重在通过增收、优供、改善环境释放潜力；扩大有效投资是关键，重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激发活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保障，重在破除壁垒、畅通循环、提高效率。三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在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并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要求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力，以创新驱动提升供给体系适配性，以深化改革畅通经济循环堵点。同时，要通过推进制度型开放、优化贸易投资结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更高水平上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四，政策协同是战略落地见效的根本保障。必须加强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强化产业政策对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引导，发挥区域政策在优化空间布局中的作用，夯实社会政策的民生托底功能，筑牢风险防控的安全底线。各类政策需形成合力，避免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

第五，国际经验提供了重要镜鉴，必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内需驱动型发展道路。既要学习美国在创新和消费金融、欧盟在市场一体化、日本在产业升级方面的有益经验，也要汲取其资产泡沫、社会分化、增长停滞的教训。关键在于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开放与自主、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9.2 未来展望 

展望“十五五”及更长远未来，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牵引下，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性变化：

第一，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显著增强。预计到203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有望从2025年的55.8%提升至60%左右，居民消费率从39%提升至45%左右。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占比超过50%，绿色、数字、健康、文化等新兴消费蓬勃发展，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得到更充分发挥。

第二，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将塑造供给新优势。“十五五”期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将向3.2%迈进，基础研究占比持续提高。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有望产生重大原创突破。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基本稳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成为重要增长引擎。预计到2030年，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将稳步提升。

第三，全国统一大市场将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定型。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形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制度更加完善。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显著减少，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比率持续下降，经济运行效率大幅提升。

第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环境与国际接轨程度显著提高。货物贸易优化升级，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发展，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第五，发展成果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显著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更加清晰，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底色更加鲜明。

9.3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基于公开政策文件和权威数据进行宏观战略解读，但仍存在一定局限，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第一，政策效果的动态评估有待深化。本研究侧重战略部署的文本解读，而“十五五”规划的实施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项政策的效果需要基于后续经济数据进行实证评估。未来研究可建立量化评估模型，跟踪监测强大国内市场建设的进展指标（如消费贡献率、市场整合指数、产业链安全指数等），及时评估政策成效并动态调整。

第二，微观主体行为研究有待加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最终依赖于亿万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选择。未来研究可更多运用企业调查、家庭入户调查等微观数据，分析不同群体对政策的反应，探究影响居民消费信心、企业投资意愿的深层次微观机制，使政策设计更加精准。

第三，国际比较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本研究选取了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进行比较，未来可将研究扩展至印度、印尼等新兴大国，探讨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特殊规律与挑战。同时，可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市场一体化、产能合作等进行更深入的案例研究。

第四，风险演变与政策应对的复杂性需要持续关注。国内外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演化具有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外溢。未来研究需建立更加完善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并模拟不同情境下的政策应对组合，增强政策的韧性和灵活性。

总而言之，“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只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统筹协调，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挑战，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胜势，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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