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并提出“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为“十五五”时期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驱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以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导，立足“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系统阐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理论内涵与协同逻辑，深入总结“十四五”时期实体经济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现实基础，全面分析有效市场机制驱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作用机理，以及有为政府引导实体经济的职能定位与政策体系，进而构建市场与政府协同驱动的运行机制，并结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等最新政策部署和2025年、2026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提出“十五五”时期协同驱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实现路径与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并非相互对立，而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只有实现“放得活”与“管得好”的有机统一，才能最大限度释放实体经济活力、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实体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关键词：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十五五”规划；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2026年5月出版的《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以来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凸显了实体经济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并将其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同时提出“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2026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独立设为第二篇并摆在重大战略任务的首位^[2]。这深刻表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已经成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从发展实际看，“十四五”时期我国实体经济经受住了世纪疫情冲击和复杂国际形势的考验，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120万亿、130万亿、140万亿元四个台阶，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2万亿元，年均增长5.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规模连续16年位居全球首位^[3]。但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发展也面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加剧、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加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等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十五五”时期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驱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机制，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从“管得住”到“管得好”的深化过程，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理论。本文系统梳理这一理论演进脉络，并立足“十五五”规划纲要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论述。

从实践意义看，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而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直接决定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运行环境。研究二者协同驱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内在机制，能够为“十五五”时期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宏观政策、科技政策、改革举措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有助于推动形成“放得活”与“管得好”相统一的经济秩序，实现实体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研究思路。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驱动实体经济的分析框架；在实践上，以“十四五”时期发展成就为现实基础，以“十五五”规划纲要、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为政策依据，以国家统计局2025年统计公报和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为数据支撑，系统分析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协同驱动实体经济的运行机制、实现路径和对策建议。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统计数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理论内涵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是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经验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所谓有效市场，是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充分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市场之所以“有效”，在于其能够通过灵敏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流向效率更高的领域，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激发经营主体活力，通过供求关系的动态调整实现供需平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作为重要方向，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断深化对市场作用的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历史性突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4]。

所谓有为政府，是指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更好发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能，弥补市场失灵，保障公平竞争，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政府之所以要“有为”，是因为市场并非万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垄断等市场失灵情形，需要政府通过制度供给和政策引导加以矫正。但是，有为政府不是“全能政府”，更不是大包大揽，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积极作为，在能够由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坚决不越位、不错位，尊重市场规律、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5]。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确立为重大原则，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2]。这一表述深刻揭示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不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而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有效市场是有为政府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健康运行的保障和支撑。只有二者协同发力，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

（二）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概念界定与内在要求

实体经济是相对于虚拟经济而言的经济活动范畴，是指从事物质产品生产和提供基本服务的经济部门的总称，主要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等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价值的经济活动。从广义上看，实体经济的核心是制造业，同时涵盖现代农业和各类生产性服务业。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吸纳就业的主要载体、创造财富的根本源泉、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1]。

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包含“提质”与“增效”两个相互联系的维度。“提质”是指提高实体经济的产品质量、技术含量、附加值水平、绿色化程度和产业体系先进性，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升级；“增效”是指提高实体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提质”是“增效”的前提，只有实现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要素生产率；“增效”是“提质”的归宿，效率提升最终要通过质量提升体现出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正是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目标的集中概括和顶层设计^[2]。

（三）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内涵，本文构建了“市场有效—政府有为—协同增效”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其一，市场机制是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基础性动力，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资源向高效率领域集聚，形成创新激励和优胜劣汰的传导链条；其二，政府作用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提供制度性保障，通过宏观政策调控、产业政策引导、科技创新支持、市场秩序规范和风险防范化解，为市场机制高效运行创造良好环境；其三，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则通过“放得活”与“管得好”的动态平衡，既激发实体经济内生动力，又维护经济平稳运行，最终实现实体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一框架贯穿本文分析的全过程，为研究“十五五”时期市场与政府协同驱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工具和分析坐标。

三、“十五五”时期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现实基础与战略方位

（一）“十四五”时期实体经济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十四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实体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就，为“十五五”时期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四连跳”，先后迈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新台阶，累计增量超过36万亿元；2025年我国经济总量达140.2万亿元，经济年均增长5.4%，明显高于全球3.7%左右的增长水平^[3]。

从工业与制造业看，新型工业化走深走实。2021—2025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8.4%和9.2%；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规模连续16年位居全球首位；我国已累计培育形成新兴产业领域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超60个，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3]。2025年，全国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416826亿元，比上年增长5.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9%，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4%；新能源汽车产量1652.4万辆，增长25.1%；集成电路产量4848.2亿块，增长10.9%；工业机器人产量77.3万套，增长28.0%^[6]。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0.5%，数智技术深度融入生产制造核心环节，截至2025年末近九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重点行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3]。

从创新能力看，创新驱动成为实体经济发展新引擎。“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屡创新高，2025年研发经费投入超3.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强度从2020年的2.36%提升至2025年的2.80%，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首次跃升至第10位^[3]。从产业升级看，绿色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十四五”期间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升至22%，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比2020年增长10.3倍，产销量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额比2020年增长3.5倍^[3]。从内外循环看，货物进出口规模从2020年的32.2万亿元增至2025年的45.5万亿元，年均增长7.1%，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稳固；内需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83.0%，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平均贡献率为58.8%^[3]。表1汇总了“十四五”时期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及其增长情况。

表1 “十四五”时期实体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及《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十五五”时期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实体经济发展既面临重大战略机遇，也面临复杂严峻的挑战。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2025年我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19.5%，凸显外部经贸环境的深刻变化^[6]。从内部条件看，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突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内卷式”竞争加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加大，投资增长动力不足，民间投资信心有待提振。202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9%，民间投资下降6.4%^[6]。与此同时，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完全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需纵深推进，市场准入、要素流动、公平竞争等方面仍存在堵点卡点。

从阶段性特征看，“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一方面，传统动能边际减弱，房地产、传统基建等领域投资拉动作用下降，202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7.2%^[6]；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兴起，成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突破口。如何在动能转换过程中统筹好稳增长与促转型、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是“十五五”时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回答的课题。

（三）“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战略部署

“十五五”规划纲要着眼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作出了系统部署。纲要提出，“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加快提升^[2]。在产业发展上，纲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围绕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进行了分章部署^[2]。

尤为重要的是，纲要明确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确立为“十五五”时期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提出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这一战略部署，为“十五五”时期通过市场与政府协同驱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总遵循。在“放得活”方面，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管得好”方面，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2]。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也为本文研究市场与政府协同驱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直接的政策依据。

四、有效市场机制驱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作用机理

（一）价格机制与资源高效配置

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在实体经济运行中，商品价格、要素价格和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的变动，能够灵敏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引导资本、劳动、土地、数据、技术等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和领域流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2]。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完善。2025年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降至3.22%，比上年下降41个基点，社会融资成本持续降低，为实体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扩大有效投资创造了宽松条件^[6]。价格信号的有效传导，推动资源更多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集聚，202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保持稳定增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8%，展现出结构性升级态势^[6]。

（二）竞争机制与创新激励

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充分的市场竞争通过优胜劣汰机制，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改进生产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民营企业占企业总数比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企占比均超过92%，数量庞大的经营主体在市场中充分竞争、优胜劣汰，成为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3]。从数据看，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增加值增长5.3%，股份制企业增长6.3%，各类经营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6]。同时，竞争机制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25年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9.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0.6%，高技术行业在竞争中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实体经济的核心引擎^[6]。

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竞争必须是公平有序的竞争。近年来部分行业出现的“内卷式”竞争，本质上是低价竞争、无序扩张、恶性竞争，损害了行业整体效益和长期发展能力。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31%，同比下降0.03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行业竞争失序的影响^[6]。因此，有效市场既要“放得活”，也要通过规则约束实现竞争有序，这正是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的内在要求。

（三）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全国统一大市场

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决定实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基础支撑。近年来，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从2020年版的123项缩减至2025年版的106项，要素流动更加顺畅高效，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从2020年的14.7%降至2025年的13.9%^[3]。“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2]。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提供市场化制度保障。

（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需求牵引

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超过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这是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独特优势和深厚底气。超大规模市场既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又通过需求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降低创新和生产的单位成本，加速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01202亿元，比上年增长3.7%，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30923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6.1%^[6]。“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2]。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超大规模市场与丰富应用场景相结合，成为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的重要推动力，新能源汽车、光伏、集成电路等产业正是在超大市场中快速成长并走向世界。2025年新能源汽车出口832万辆，增长30.0%，出口金额10183亿元，增长22.0%，充分体现了超大市场规模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6]。

五、有为政府引导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职能定位与政策体系

（一）宏观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

宏观政策是政府发挥经济治理职能、熨平经济波动、引导市场预期的重要手段。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26年“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7]。在财政政策方面，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安排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两重”建设，安排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发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8000亿元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投资^[8]。这些政策工具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投资与消费两端，有效发挥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撬动作用和财政政策对扩大内需的支撑作用。

在货币政策方面，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7]。2025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68.4万亿元，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4.9万亿元，绿色贷款余额44.8万亿元，人民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6.6万亿元，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6]。2026年上半年，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40亿元，同比增长18.8%，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这与宏观政策持续发力、融资成本降低密切相关^[9]。

（二）产业政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政策是政府引导实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抓手。“十五五”规划纲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出系统部署。在传统产业方面，坚持因势利导、分业施策，强化国家标准引领、数智绿色技术赋能、环保安全制度约束，推动钢铁、石化、船舶等产业结构调整，促进重点产业化解结构性矛盾、加快向中高端升级，推动技术改造升级，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2]。在新兴产业方面，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着力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2]。在未来产业方面，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2]。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细化部署，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支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8]。这些产业政策体现了政府“有为”的鲜明取向，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动实体经济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升级。从2026年上半年数据看，产业政策效果逐步显现，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个百分点^[9]。

（三）科技政策：新型举国体制与创新驱动

科技创新是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根本动力，也是有为政府发挥作用的关键领域。针对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解决的重大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外部性和公共品属性，我国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2]。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链条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8]。

在创新驱动下，我国实体经济技术含量持续提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我国跃升至第10位，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0%^[3]。2026年上半年，3D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39.3%和28.0%，高技术制造业保持高速增长^[9]。政府通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完善创新激励制度、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有效弥补了市场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供给上的不足，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

（四）制度供给：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一流营商环境

制度建设是政府“有为”的重要体现，也是有效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近年来，我国着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生态^[8]。“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2]。在法治保障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颁布施行，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清晰的行为预期，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3]。

营商环境优化有力激发了经营主体活力。2025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比上年增长19.1%^[6]；民营企业进出口额260403亿元，增长7.1%，占进出口总额比重达57.3%^[6]。“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等举措，持续为实体经济营造公平竞争、充满活力的发展环境^[2]。政府通过制度供给塑造良好市场秩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实现了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的良性互动。

（五）安全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

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有为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筑牢安全屏障。“十四五”时期，我国严守耕地红线，2025年粮食总产量达1.43万亿斤，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509公斤；建成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2025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首次突破50亿吨标准煤，能源自给率提升至84%以上^[3]。“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并强调统筹推进补短板和锻长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2]。

在风险防范方面，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我国有序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金融、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稳步缓释，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取得重大进展^[3]。政府通过守住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底线，为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和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体现了有为政府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驱动的运行机制构建

（一）协同驱动的目标定位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驱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其根本目标在于实现实体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7]。围绕这一目标，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不是简单的职能叠加，而是围绕“提质增效”这一核心任务，形成目标一致、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提质”上，市场通过竞争与创新推动技术升级和结构优化，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提供方向引导和基础支撑；在“增效”上，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政府通过宏观政策稳定预期、降低成本、扩大需求，共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

（二）“放得活”与“管得好”的边界划分

实现协同驱动，关键是科学划分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做到“放得活”与“管得好”的有机统一。“放得活”的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简化行政审批、破除市场壁垒、鼓励创新创业，最大限度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创造力；“管得好”的核心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建立健全市场规则、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矫正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公平正义^[5]。

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这一字之变标志着治理重心从单纯的“风险控制”转向“活力与秩序的协同共赢”^[5]。政府的角色正从侧重控制、审批、限制的管理者，转变为侧重服务、引导、激励的赋能者。这就要求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能够由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竞争性领域，政府要坚决“放得活”，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在市场失灵和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政府要坚决“管得好”，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5]。“放”与“管”的动态平衡，正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的精髓所在。

（三）协同驱动的制度安排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必须有完善的制度安排作为保障。其一，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为所有经营主体提供清晰的“行为预期表”，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5]。“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正是对制度基础的明确要求^[2]。其二，创新监管方式。推动治理方式从事后干预、运动式执法向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常态化精准治理跃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科技手段提升监管的预见性、精准性和高效性，建立基于信用评价的分级分类监管机制^[5]。其三，增强政策协同。加强财政、货币、产业、环保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健全宏观政策预期管理机制，避免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给市场传递清晰、稳定的政策信号^[5]。其四，健全规划实施机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根据监测评估情况及时调整完善政策举措^[2]，为市场与政府协同提供了动态纠偏的制度通道。

（四）协同驱动的实践探索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的理念，已在实体经济各领域的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效。在产业集群培育方面，江苏南京溧水区发展数控机床产业并非大包大揽，而是尊重市场规律、按产业链图谱精准引资，政府角色从“招商员”变为“服务员”与“创新伙伴”，以龙头企业为“链主”构建产业生态，推动“智改数转”，最终成就“国字号”产业集群^[5]。在经营主体服务方面，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优化食品制售等简单业态的许可管理，既管住了食品安全风险，又放活了市场“烟火气”，体现了“该放给市场的放足放到位”的治理智慧^[5]。在宏观层面，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11年全球第一、集成电路出口3495亿个增长17.4%，正是市场活力与政府引导共同作用的结果^[6]。这些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找准市场与政府作用的结合点，就能形成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强大合力。

七、“十五五”时期协同驱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实现路径

（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内需主动力

扩大内需是“十五五”时期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牵引。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摆在2026年重点任务之首^[7]。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突出，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7%，2026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消费恢复的基础仍不牢固^[6][9]。为此，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在消费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促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优化“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8]。在投资端，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7][8]。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还要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动态平衡。2026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服务消费成为重要增长点^[9]。通过市场需求牵引供给升级、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推动实体企业在超大规模市场中实现规模化、迭代化发展，是“十五五”时期协同驱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路径。

（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路径。“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2]。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8]。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政府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市场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从发展成效看，创新驱动正在成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引擎。2026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装备制造业增长9.3%，均明显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9]。下一步，应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技金融服务，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形成“制造强基、服务增值”的良性循环，让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支撑实体经济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2]。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特点、以质优为关键、以先进生产力为本质，其培育壮大既需要市场的敏锐发现和高效配置，也需要政府的战略引导和制度供给。一方面，政府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布局国家未来产业研究院和概念验证中心^[2]；另一方面，市场要在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竞争加速技术迭代和商业模式创新。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8]。2026年上半年，3D打印设备产量增长48.5%、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0%，新动能加快成长^[9]。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成为“十五五”时期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支柱。

（四）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

深化改革是激发实体经济活力的根本动力。当前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市场准入、要素流动、公平竞争等方面仍有堵点卡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拓展要素市场化改革试点^[7]。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8]。

深化改革的本质，就是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扫清障碍、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划定边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2]。通过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将最大限度激发实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增效。

（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外部动力。面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我国坚持扩大自主开放和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202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54685亿元，增长3.8%，其中出口增长6.1%；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236018亿元，增长6.3%，占进出口总额比重达51.9%^[6]。“十五五”时期，应进一步通过开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鼓励支持服务出口，培育壮大贸易发展新动能，推动跨境电商加海外仓模式扩容升级，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7][8]。

开放也是改革，扩大开放能够通过引入国际竞争规则推动国内深层次改革，提升实体经济国际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额比重达63.5%，贸易结构持续优化^[9]。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将助力我国实体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竞争中实现提质增效。

八、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十五五”规划纲要为根本遵循，立足“十四五”时期实体经济发展成就和2025年、2026年上半年最新经济数据，系统研究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驱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十五五”时期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根本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提出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最新遵循^[10][2]。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互为条件、相得益彰的辩证统一体，只有二者协同发力，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市场机制是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基础性动力。价格机制、竞争机制、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活力、扩大需求牵引，为实体经济提供内生动力。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4%、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25.1%，充分彰显了市场机制驱动产业升级的显著成效^[6]。

第三，有为政府是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保障。政府通过宏观政策调控、产业政策引导、科技创新支持、制度供给和风险防范，为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创造良好环境。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举措，有力支撑了实体经济平稳运行和转型升级^[7][8]。

第四，实现协同驱动，关键在于“放得活”与“管得好”的有机统一。这要求科学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竞争性领域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在市场失灵和国家安全领域积极发挥政府作用，并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策协同，为协同驱动提供制度保障^[5]。

（二）对策建议

立足“十五五”时期实体经济发展形势和协同驱动机制的内在要求，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充分释放市场活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8][2]。

二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稳定市场预期。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和债务规模，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7]。

三是强化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协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2][8]。

四是健全“放得活”与“管得好”相统一的经济秩序。完善产业调控和政策体系，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创新监管方式，推行“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清晰稳定的行为预期^[2][5]。

五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实体经济安全屏障。坚守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底线，提高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稳妥有序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营造安全稳定环境^[2]。

总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实体经济作为立身之本和财富之源，其提质增效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只有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让市场活力与政府引导同频共振，才能推动实体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牢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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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2]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EB/OL]. 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 2026-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