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献忠 博士 研究员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基础研究以探索未知为使命，致力于揭示自然规律和科学原理，是科学大厦的基石，为整个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科学家们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动下，不断深入未知领域，从对微观粒子的探索到对宇宙起源的追寻，每一个基础研究的突破都拓展了人类认知的边界。牛顿三大定律为经典力学奠基，达尔文进化论奠定现代生物学基础，这些成果为后续科学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方向，成为知识积累的起点。同时，基础研究更是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技术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新的原理和方法，而基础研究正是原始创新的源泉。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为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提供了理论支撑。没有基础研究的支撑，技术进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实现真正的突破。基础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技术发展的重要保障。

回顾新中国科技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祖国首要任务是站稳脚跟，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生存优先”的逻辑下，国家将有限的战略资源高度集中于能够快速见效的应用工程领域。众多原本醉心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毅然放下理论研究，投身于钢铁、水利、能源、国防等关键领域，将专业知识与爱国热情融入重大工程，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筑起了坚实屏障。“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的标志性成就。无数科研人员隐姓埋名，攻坚克难，成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这一声声惊天巨响，不仅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强大的科技实力，更为国家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还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完整工业制造体系的国家之一。然而，以应用牵引、工程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立下汗马功劳，却也客观上造成了基础研究的“欠账”。随着时代进步，这一短板逐渐凸显。在一些关键领域，由于缺乏底层原创理论支撑，我国遭遇了“卡脖子”之痛。芯片制造依赖进口，一旦国际形势变化，就可能面临供应链断裂风险。高端材料、精密仪器等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这不仅制约了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国家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致使我们在国际科技竞争中难以掌握主动权。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就必须补上基础研究的短板。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的发展战略目标正从“站起来”转变为“站得高”。新中国成立初期侧重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以应用技术突破为主；如今则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追求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发展。从科技“跟跑者”转变为“领跑者”，必须高度重视基础研究。过往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如今随着我国科技不断逼近世界前沿，进入“无人区”，原始创新成为发展的关键。而原始创新的源泉正是基础研究。只有在基础研究上取得突破，才能实现底层技术的自主可控，掌握核心关键技术，从而在国际竞争中掌握战略主动权。否则，就只能受制于人，在产业链低端徘徊，难以实现真正的强大。“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在科技强国建设中的根本性地位。

放眼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始终是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其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相互促进的案例值得深入借鉴。

德国拥有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创新体系之一。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德国的公共科研体系“接力开发”为产业提供易于接受的技术供给，每年整体上为德国贡献高达1900亿欧元的经济效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3%。二战后，德国围绕创新链建立了差异化功能定位的科研系统布局：马普学会侧重基础研究，亥姆霍兹联合会从事大科学研究，莱布尼茨联合会主要从事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弗朗霍夫协会则直接面向产业从事应用技术研发。紧密匹配互补的链条有效推动了科技成果按创新链逐步走向成熟。其中，弗劳恩霍夫协会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典范。该协会成立于1949年，作为全球领先的应用研究机构之一，在德国拥有75个研究所，员工近3.2万名，年度预算达36亿欧元。协会的核心商业模式为合同研究，年度预算中的8.67亿欧元直接来自产业界委托。弗劳恩霍夫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资金来源中三分之一是政府基础资金资助的前瞻性研究，三分之一是公共资助的竞争性研究项目，另外三分之一直接来自行业合同。在组织管理上，弗劳恩霍夫作为唯一的独立法人主体，总部构建战略体系并统一规则，但各个研究所在制定科研战略和选择产业项目中具有高度独立性，其KPI的核心就是有多少企业愿意为研究成果“买单”。正是这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耦合的机制，让弗劳恩霍夫协会发明了MP3、白光LED、飞秒激光等众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技术成果，持续为德国制造业的创新竞争力提供动力。

日本的科技创新经验同样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对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日本拥有庞大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储备，不断有科学家斩获诺贝尔奖，基础研究底蕴相当雄厚。日本政府将技术立国战略修定升级为技术创新立国战略，设立了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JST隶属于文部科学省，主要职能包括集中产、学、官各方力量大力推进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建立科研基础设施和信息网，招聘高水平学者，推进技术转移。JST的代表性项目如A-STEP计划，覆盖从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成果转化的各个阶段，研究者可以从任何一个开发阶段申请资助，弥合学术研究成果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差距。更典型的案例来自蓝光LED的突破。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以表彰他们发明高效蓝光LED。赤崎勇将多年潜心于氮化镓半导体的基础研究，转化为改变人类生活的照明与显示技术。他在名古屋大学组建研究团队，历经十五年攻坚，突破了蓝光LED的核心技术。赤崎勇的科研人生不仅是攻克技术难题的传奇，更是驱动全球光电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

回顾美国科技发展史，贝尔实验室的创新闭循环机制提供了基础研究反哺产业的经典范例。贝尔实验室从发明电话起步，后长期隶属于AT&T公司，形成了从基础研究起步，从成果中选择有应用前景者，组织团队攻关，形成设计或模型，交生产部门生产，再由营销部门投放市场，并将市场反馈及新需求反馈给基础研究部作为再选题条件的“创新闭循环机制”。贝尔实验室设有专门的“市场工程师”一职，负责向基础研发部门反馈市场需求，推动研究工作更贴近市场需要。据资料记载，贝尔实验室1947年发明了晶体管——现代电子器件的基本元件，此后数十年间又发明了UNIX操作系统、C语言、第一个实用太阳能电池、激光器等，累计获得十项诺贝尔奖。这种闭循环机制使创新成果的成果转化率高达80%—90%。其成功的关键在于，AT&T在美国电信业的垄断地位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研发资金，使其无需为短期盈利所困，能够持续投资于基础研究。管理者明确要求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保持双向信息流动，使基础科学发现能够顺畅地走向产业化。这个经典案例至今仍在延续，贝尔实验室现已归入诺基亚旗下，正将研究焦点转向光子量子计算，继续推动着光电技术的演变。

这三个国际案例既有共性，也各有侧重。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以市场需求拉动基础研究，强调应用导向的合同研究；日本以政府机构搭建基础研究与产业化之间的制度桥梁；美国贝尔实验室则在大企业内部实现了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闭环整合。三种模式共同揭示了基础研究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逻辑：基础研究突破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和耐心自由的探索环境，而基础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又需要高效的组织机制将科学发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非割裂的两个环节，而是相互促进、闭环演进的有机整体。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新时代夯实基础研究已经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在经费保障方面，我国R&D经费投入已稳居世界第二，基础研究经费保持两位数增长，占比持续提升。国家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为广大科研工作者吃下“定心丸”。同时，积极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形成基础研究经费的“合力”。在人才队伍方面，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理工科人才储备丰富，为基础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国家构建起全方位的人才支持体系，致力于造就大批胸怀使命感、具备国际视野的尖端人才。在制度环境方面，国家正大力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顽疾，推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创新机制，营造宽松科研环境，让科学家能够“十年磨一剑”。

面向未来，夯实基础研究需要在战略布局、创新生态、文化氛围和精神引领上协同发力。

战略布局上，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要在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之间找到平衡：对于由好奇心驱动的“纯基础研究”，要给予大力支持，让科学家们自由探索未知的奥秘；同时，围绕芯片、生物医药等“卡脖子”领域，精心部署一批战略性基础研究项目，集中优势力量实现重点突破。尤为重要的是，要鼓励形而上学的探索，发扬“问天”精神。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北斗导航到嫦娥探月，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仰望星空、追问苍穹，这种对宇宙奥秘的不懈求索，正是基础研究最可宝贵的精神气质。我们要像支持航天工程那样支持那些看似“无用”的纯基础研究，因为今天对基本粒子、对生命起源、对意识本质的追问，很可能就是明天改变世界的钥匙。形而上的探索绝非空中楼阁，它恰恰是科学精神的制高点。

创新生态上，要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全链条。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让市场需求直接传导至基础研究的前沿。企业敏锐感知市场技术需求，高校和科研院所发挥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优势，双方优势互补，使基础研究成果更快走向市场，形成从理论到应用再到市场的良性循环。

文化氛围上，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不急功近利，沉得住气。基础研究有其独特的科学规律：它往往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失败风险高。一项重大突破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从科学发展规律来看，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正处于开启突破的新阶段。经过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和人才积累，我国在多个前沿领域已经具备了从“跟跑”向“并跑”甚至“领跑”跨越的条件。据《自然》杂志发布的自然指数，中国在化学、物理、地球与环境科学等领域的高质量科研产出已位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全球科技竞争正进入以基础研究为焦点的“深水区”，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都在呼唤更深厚的理论根基。这意味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基础研究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但机遇期不等于自动突破，它要求我们必须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期心态。要给予科研人员充分的信任和长周期的稳定支持，让他们能够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对科研过程中的失败，不应过分苛责，而应视之为探索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只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科研人员才能更加敢于创新、勇于担当，为基础研究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站在“十五五”规划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交汇点，加强基础研究已不再是单纯的科研规划议题，而是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抉择，是驱动中国从“跟跑”向“领跑”转变的根本动力。总之，基础研究作为科学体系的源头与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对高质量发展意义非凡。它是创新的根基，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存逻辑”到如今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基础研究始终是关键。我国虽曾因特殊时期有所“欠账”，但如今已迎来春天，经费保障、人才队伍与制度环境均形成有力支撑。夯实基础研究，需要全社会携手共进：政府持续加大投入，优化政策环境；企业增强创新意识，积极参与基础研究；科研人员秉持科学家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既仰望星空追问宇宙真理，又脚踏实地甘坐冷板凳；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让我们共同努力，以基础研究为引擎，将根基扎得更深，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展，从制造大国迈向创造强国筑牢坚实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