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献忠 博士 研究员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在WSBK葡萄牙站夺冠，这一跨越既非偶然事件，也非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后发国家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实现工业化追赶的结构性结果。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极低，与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存在维度性落差。至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4.9%，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建成了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国智造从模仿跟随到自主创新的演化路径，揭示了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量变积累与质变突破、自主能力与开放学习、制度供给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中国智造层出不穷的新突破，将助力我们完成“十五五”的目标任务。

一、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必须经历量变的漫长积累

20世纪中叶，中国与先发工业化国家之间不仅存在时间落差，更存在结构性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52年中国GDP仅为679亿元，工业增加值基数极低，制造业体系近乎空白。据国家林草局数据，1950年代中国森林覆盖率为8.6%，至2025年已提升至25.09%，森林蓄积量达209.88亿立方米，森林面积和蓄积连续40年实现“双增长”，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这一数据本身即为工业化进程中资源配置能力提升的间接证据。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面临一个根本性约束：格申克龙在其“后发优势”理论中指出，经济越是落后，其工业化进程一旦启动，就越可能表现出更高的增长速度，但前提是必须具备足够的“社会能力”——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弹性与基础设施条件。中国工业化的前半程，正是“社会能力”的渐进式积累阶段。

从经验数据看，这一积累体现在多个维度：其一，人力资本的奠基。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大规模扫盲运动和基础教育普及，使数亿人口具备了基础读写和计算能力，为后续工业化储备了必要的劳动力素质。1982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仅31.5万人，至2023年达到500.5万人，理工科人才供给持续扩大。202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222万人，理工科毕业生占比保持高位。人才积累从“数量扩张”阶段进入“质量提升”阶段。

其二，基础设施网络的构建。铁路、公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了产业运行的交易成本，为制造业的区域布局创造了条件。红旗渠、大庆油田等标志性工程的建设，体现了后发国家在资本稀缺条件下通过组织动员弥补市场不足的替代性机制。

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世界历史的发展表现为“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但理性并非抽象的理念，而是通过具体的历史行动者——民族、国家、个体——的活动来呈现的。中国工业化的前半程，正是通过数以亿计的建设者在给定历史条件下的持续努力，逐步缩小了与先发国家之间的能力差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判断：“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从扫盲识字到基础工业体系建设，每一步推进都在为后续的工业化积累必要条件。

二、制度、材料、人才与市场的协同构成质变的结构性条件

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制造业进入了加速增长阶段。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这一时期的增长具有明确的制度驱动特征。

第一，制度供给的优化。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激励长期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制度演进，经历了从“弱保护”到“强保护”的渐进式变迁。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研发投入的预期回报率上升，创新活动的制度性激励增强。科创板的设立为硬科技企业提供了资本市场融资渠道，降低了创新企业的资本获取成本。

第二，基础材料的自主化。制造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材料的供给能力。从特种钢材到碳纤维，从稀土永磁材料到高端芯片基板，中国在基础材料领域的自给率显著提升。C919大飞机的复合材料应用、高铁轮轴钢的自主生产、特高压输电绝缘材料的国产化，均体现了材料科学与工程能力的同步提升。材料自主化降低了产业链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增强了工业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第三，人才供给的规模化。后发国家工业化理论强调，“社会能力”的核心构成要素是人力资本。中国每年理工科毕业生数量已超过主要发达国家的总和。这一“人才密度”优势在制造业领域产生了知识溢出效应：大规模工程技术人员的存在，加速了技术知识的扩散和再创新，使中国制造业在吸收外部技术时具备了较强的消化吸收能力。

第四，市场规模的需求牵引。14亿人口形成的超大市场规模，为新技术提供了大规模应用场景。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市场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反馈机制：市场规模越大，创新活动的预期收益越高，企业投入研发的激励越强。中国消费者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较高，新能源汽车、移动支付、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快速普及，倒逼企业持续进行技术迭代和产品升级。整个“十四五”期间制造业增加值增量预计达到8万亿元。

从发展经济学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辩证关系来看，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实现快速增长，但随着与前沿技术差距的缩小，必须转向自主创新。中国制造业在制度、材料、人才、市场四大支柱的支撑下，完成了从“技术追赶”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性跃迁。

三、草根创新的突破是历史必然性通过偶然事件的开显

在制造业生态中，除了大型国有企业主导的战略性产业外，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草根创业者构成了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雪机车从街巷修理铺起步，逐步发展为能够参加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的企业，这一过程体现了制度环境、产业生态和个体能动性的协同作用。

根据公开报道，在2026年WSBK葡萄牙站比赛中，张雪机车厂队车手驾驶820RR-RS赛车，在SSP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以领先第二名3.685秒的绝对优势夺冠。这一成绩的具体技术参数为：搭载自主研发的818.8cc直列三缸水冷发动机，整备质量约193公斤，赛道实测极速达299km/h。WSBK作为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FIM）旗下顶级赛事，此前长期由欧美日品牌主导，中国品牌在该赛事中取得分站冠军尚无先例。

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分析，张雪机车的夺冠在个案层面具有偶然性，但其出现的可能性空间由中国制造业七十年的积累所构成。根据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生态”概念，一个产业的技术突破往往不是单一企业独立完成的结果，而是依赖于整个产业链的协同演进。张雪机车在发动机设计、电控系统、轻量化材料等方面的技术能力，与中国在精密制造、材料科学、电控工程等领域的人才储备和经验积累具有内在关联。

此外，中国市场的大规模需求也为草根创业者提供了试错空间。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竞争的强度与创新激励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适度的市场竞争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而过度的垄断或过度碎片化均不利于创新。中国摩托车市场的竞争格局，既包括传统国际品牌的竞争压力，也包括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这种多层次的竞争环境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四、国际认知的转变本质上是事实对偏见的祛魅过程

张雪机车在WSBK葡萄牙站夺冠后，国际媒体和行业组织的反应经历了从“惊讶”到“认可”的转变过程。国际摩托车联合会（FIM）官方发文称此为“中国品牌在顶级赛场的突破”。专业媒体Motorsport.com和Cycle World等亦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和评论。

从认知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具有一定的认知惯性，倾向于选择性地过滤与既有观念不一致的信息。长期以来，“中国制造”在国际舆论中被建构为“低端、廉价、模仿”的符号形象。当中国品牌在高端制造领域取得突破时，部分观察者经历了从“质疑”到“承认”的认知调适过程。这一过程在认识论上体现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视域融合”的概念：当新的经验事实与既有“前见”发生冲突时，认知主体需要调整其理解框架，使新的经验能够被纳入新的理解体系。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赛车运动的结果具有高度可量化、可验证的特征：圈速、发动机功率曲线、底盘刚度、极速等参数均可通过公开数据进行检验。张雪机车的技术参数——最大马力超过150匹、极速299km/h——属于可公开验证的事实数据。数据本身的客观性，使得刻板印象的维护变得困难。当客观事实反复出现时，既有的认知框架逐渐失效，新的认知框架得以确立。这一过程体现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认识论原理：赛道上的比赛结果，在实践层面验证了技术能力的有效性，从而在认知层面重塑了观察者的理解框架。

五、中国智造的胜利印证了主体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统一

张雪机车在WSBK葡萄牙站的技术突破，在个案层面具有偶然性，但将其置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审视，可以发现这一偶然事件背后存在着深层的结构性必然。从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历史哲学的复合视角出发，中国智造的持续涌现并非孤立的“英雄故事”，而是一个正在被制度土壤、人才储备与创新生态系统性催化的常态化过程。

制度供给从“选择性激励”转向“普惠性准入”。制度经济学认为，创新的发生率取决于制度环境所提供的激励结构。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资本市场支持等领域的制度演进，正在从“选择性激励”（即对特定企业或行业的倾斜）转向“普惠性准入”（即对所有市场主体提供相对公平的制度条件）。截至2025年底，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突破50万家，其中中小型科技企业占比超过75%。仅摩托车产业链，重庆一地相关企业就超过400家，从业人员近10万人，形成了从发动机研发、车架制造到电控系统的完整配套能力。这种产业集群的形成，并非政府规划的结果，而是市场机制下企业自主选择、分工协作的产物。制度环境的改善降低了创业的制度成本，使“张雪式”的草根创新者能够以较低的准入门槛进入市场，并在竞争中检验自身能力。

人力资本从“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发展经济学中的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积累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中国每年理工科毕业生数量已超过主要发达国家的总和。2025年全国理工科毕业生约400万人，其中机械、自动化、材料等与高端制造直接相关的专业占比超过40%。这一“人才密度”优势正在产生两个效应：其一，知识溢出效应——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在同一产业生态中密集互动，加速了技术知识的扩散与再创新；其二，试错成本效应——庞大的人才基数使得创新活动中的失败成本被分散，个体创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增强。张雪本人并非天才发明家，而是中国数百万机械工程师和爱好者的一个缩影。当人才供给从“数量扩张”进入“质量提升”阶段时，“无数个张雪”的出现便具有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必然性。

创新生态从“线性模式”转向“网络化协同”。传统的创新理论将创新描述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化”的线性过程。然而，现代产业创新更多地呈现为网络化协同模式——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科研机构、供应商、用户之间形成多向互动，知识在网络的节点之间反复流动、重组、升级。中国已建成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30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超过300家，覆盖新材料、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关键领域。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业服务平台超过1.5万家，累计孵化科技型企业超过20万家。这种网络化的创新生态，使得“张雪式”的创业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技术信息、供应链资源、融资渠道和市场反馈。一个企业家的成功，不再是孤立事件，而是整个网络协同演化的结果。

从“个案叙事”到“规律揭示”对历史必然性进行经验验证。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理性在世界历史中自我实现，但其具体路径需要通过偶然性来呈现。马克思则进一步将这一思想唯物主义化：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是脱离人的活动的抽象法则，而是无数个体意志的合力所呈现的趋势。中国制造业七十年的量变积累，已经在制度、人才、产业生态三个维度上形成了质变的条件。张雪机车的技术突破，是这些条件成熟后涌现出来的诸多“偶然”事件之一。随着制度环境的持续优化、人才规模的持续扩大、创新网络的持续密集，类似的技术突破将不再是“奇迹”，而是“常态”。

从数据上看，这一判断具有坚实的经验基础：202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较2015年增长了约3倍，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升；仅2025年一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发明专利就超过100万件，其中企业占比超过70%。这些数据表明，创新活动正在从少数企业向更广泛的市场主体扩散。张雪机车所代表的，正是这种扩散过程中的一个样本。

因此，结论是清晰的：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制度基础不断夯实、人才储备持续扩大、产业生态日益成熟，中国将有无数个“张雪”出现。这不是一个浪漫化的愿景，而是一个基于产业规律、人才数据与制度演进的理性判断。当每一个热爱技术的人都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工具、知识、供应链支持和市场检验的机会时，那个“在车库里改变世界”的梦想，就不再只是硅谷的专利。中国智造的历史性跨越，将在无数个体的创造性实践中持续展开，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验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的时代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