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指导，系统分析了中央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战略。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是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通过对中央企业“十四五”期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现状的调研，发现中央企业在研发投入、创新成果、产业升级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资源配置不合理、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本研究提出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等政策建议，为中央企业在“十五五”期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央企业；十五五规划；新质生产力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大任务。这一部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以科技现代化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洞察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科技和产业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产业创新是生产力跃迁的关键载体。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关键时期，产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建成科技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中央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十四五”以来，中央企业以更大力度强化自主创新，扎实开展提质增效、价值创造等专项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然而，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中央企业在原始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等方面仍存在差距。

本研究旨在系统分析“十五五”期间中央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战略，通过梳理理论基础与政策框架，分析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为中央企业在“十五五”期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理论基础与政策框架

(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概念界定与内在联系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两个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科技创新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等活动，取得新的科学发现，提出新的科学原理，发明新的技术方法工艺，得到新的验证示范。产业创新通过技术应用、管理改革、模式创新，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创造新需求，推动产业变革和经济发展。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叉、互融共促、协同发展的关系。一方面，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提供内生动力，是产业发展的内核，产业发展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形成强大竞争力和持久生命力。另一方面，产业创新为科技创新创造价值，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主战场，为科技创新提供资金、应用场景和市场反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强调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内在机制和实现路径。

(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政策导向与战略意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大任务，为“十五五”期间中央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一政策导向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

首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必须发挥科技创新主导作用，高效配置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各类创新要素，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实现更多技术革命性突破，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其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当前，基础研究不断拓展人类认知新边界，前沿技术呈现加速突破、群体跃升态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越趋模糊，相互作用与循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不仅要比拼科学突破性、技术先进性，还要比拼产业创新力和企业竞争力。

最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战略之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2024年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10位，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3.6万亿元，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国际专利申请量、研发人员总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还存在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链整体上处于中低端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然选择。

三、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主要成效

“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数据，中央企业研发经费累计突破5万亿元，年均增长6.5%，连续三年每年投入超过1万亿元，2024年达到1.1万亿元的历史新高。其中，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升至8.8%，2024年接近1000亿元，为原始创新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中央企业拥有研发人员144万人，占全国研发人员总数的1/5，其中包括219名两院院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创新“人才军团”。创新平台建设成果显著，累计建成国家级研发平台474个，打造国家技术创新中心8个，重组入列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达91个，占全国总数的1/6，构成了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在创新成果方面，中央企业牵头或参与22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承担了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中60%的标志性产品研发任务。在“顶天”的国家战略领域，嫦娥六号首次实现月背采样返回，“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突破万米深海，300兆瓦F级重型燃机成功点火，“深地塔科1井”钻探深度突破万米，一系列“国之重器”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在“立地”的产业技术领域，中央企业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工业软件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通过打造24个创新联合体，联合80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协同创新，累计实施2.5万个产学研合作项目，在底层技术领域取得一批填补空白的突破。

产业创新方面，“十四五”以来，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累计投资达8.6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有了大幅提升。2024年，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营业收入突破11万亿元，近两年营收贡献度提升8个百分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5个领域的收入均超过万亿元。中央企业新能源累计发电并网装机容量约占全国的一半，工业软件市场规模占全国比例超20%，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塑造。

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中央企业建成“轨道交通装备核心部件精益智造智能工厂”等70个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全业务孪生优化的‘深海一号’智慧气田”等6个领航级智能工厂，39个项目入选第二批国家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项目清单。通过实施“AI+”专项行动，累计布局应用场景超过800个，数字化转型行动打造了智能工厂1854个，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12.8%、13.9%，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正在成为中央企业的鲜明特征。

在创新生态建设方面，中央企业形成了“紧密协同、上下贯通”的良好格局。479家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的建立，让创新要素加速流动。通过战新产业“百大工程”首批137个项目的实施，累计向全社会发布供需对接清单超4600项，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展。国家电投协同“国和一号”产业链近60家民营企业完成整机设备国产化研制，中国中车带动500多家地方企业打造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展现了央企在产业链中的“链长”担当。2024年，中央企业在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评选中获奖109项，占全国同类奖项总数的一半以上，创新效能持续释放。

(二)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中央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资源配置不合理、成果转化率低等多方面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央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的发挥，影响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协同发展。

在体制机制障碍方面，中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存在明显的体制机制“堵点”。部分央企对成果转化支持政策的执行不到位、积极性不高，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由于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施门槛较高、细则不够明确、转化激励受工资总额限制等多方面原因，导致政策落地困难。同时，不少中央企业在审计巡视、业绩考核、选人用人等方面未嵌入相应容错试错机制，创新成果应用存在后顾之忧。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涉及科技管理、财务、金融、人才等多个领域，部分中央企业缺少执行转化明确的标准与依据，导致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部门协同效率不高，影响了成果转化成效。

在资源配置不合理方面，中央企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失衡。【虽然“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已提升至8.8%，但相较于全社会研发经费中基础研究占比（2025年为7.08%），其引领性仍有提升空间。】考核机制短期化加剧了这一倾向，国有企业核心考核指标仍侧重营收、利润等短期财务目标，与核心技术攻关所需的5-10年长周期严重不匹配。创投基金平均存续期与长周期研发需求错配，导致种子期、初创期的长期创新项目获投比例低，企业面临经营压力时易优先削减长期研发预算。此外，中试验证环节成为创新“死亡之谷”，全国虽已备案超2400个制造业中试平台，但跨区域、跨行业开放共享不足，大量成果因缺乏中试场景而搁置。

在成果转化率低方面，中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面临成果质量不高、转化渠道单一、中试验证不足等难点，成果转化应用成效仍有较大差距。央企外部高价值、匹配需求的成果较少，成熟度不高、适用性有限，转化比例最高的是内部单位之间的转化。在市场推广环节，首台套产品推广成本高、市场竞争力不强、试点应用场景有限，科技成果转化缺乏渠道，对市场需求信息掌握不够。【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而高校仅为3.9%，大量创新成果还停留在技术报告、科研论文或实验室样品层面，无法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产学研”之间的转化鸿沟依然显著。

在人才激励机制方面，中央企业科研团队创新动力不足。人才作为链接科技与创新的关键要素，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根本、最关键、最活跃的推动力量。然而，不同背景、不同专业领域的科研人员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如何有效整合这些人才资源，形成创新合力，是中央企业科研团队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科研团队多元化的人才配备对创新环境、激励机制和个人成长空间有着差异化的期望、多元化的诉求，如何构建更加科学、合理、人性化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和创造力，是中央企业需要重点关注的实践挑战。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中央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还需加强。企业在科技项目立项、资源分配以及重大科技专项的决策中参与度较低，围绕企业需求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凝练机制仍有待健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仍未彻底摆脱“唯论文、唯专利”导向，技术转让收入、成果转化成效在职称评审、项目验收中的权重普遍远低于论文、专利等指标权重。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缺乏长效保障，创新联合体多以项目合作为纽带，缺乏长期稳定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难以将产业需求有效融入科研攻关全过程。

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政府主导模式的国际经验

政府主导模式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是典型代表。作为日本最大的公共研究机构之一，AIST由经济产业省主管，定位于以共性技术研究为主的连接从基础研究至新产品开发的全创新链研究。AIST主要专注于三方面产业技术发展:能源、生态、环境等需要政府支持的长期性计划;资源、测量标准、地质研究等基础性共性技术;生命科学、信息通讯、材料纳米科技、制造机械等能协助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创造新产业技术的关键性产业共性技术。

AIST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按规划下拨的经费(约占80%)，其次是科研人员参与竞争性科研项目申请获得的项目经费，最后是与产业界的合作研究获得的经费。这种经费结构保证了AIST能够专注于长期性、基础性和关键性产业技术研究，不受短期市场利益驱动，为日本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持续支撑。

(二)多方共建模式的国际经验

多方共建、政府参与的“创新联合体”模式在美国和德国较为普遍。美国未来产业研究院是由多部门参与、多元投资、市场化运营的研发机构，现已成为美国未来产业体系中的核心主体。其主要目标是促进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新技术产业化的创新链的全流程整合，推进交叉领域创新。研究院主要关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生物技术、先进通信网络五大类未来产业及其交叉融合领域。在这一模式中，政府主要通过制定科技创新政策、法规、计划等引导创新方向，提供专项资金、用地以及税收优惠等;大学提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员、科研基础设施;企业提供工程和制造经验及大规模商业化设施、大数据及计算资源等;非盈利组织提供专业知识、灵活的科研资金等。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是多方共建模式的另一典型代表。该协会是由工业界、知识界和德国联邦政府代表共同建立的非营利性研发机构，主要从事应用型研究，包括两大类:面向产业界现实需求，围绕企业发展中所遇到的技术难题，提供技术和产品研发服务;面向未来产业开展导向性研究，如人工智能、生物经济、数字医疗、氢能技术、量子技术等面向未来的战略研究领域。协会经费来源中非竞争性经费占比仅约25%-30%，其余均为来自公共部门的招标课题以及与产业界签订的研发合同收入。这种经费结构保证了弗劳恩霍夫协会既能够专注于产业需求，又能保持一定的研究自主性和前瞻性。

(三)企业主导模式的国际经验

企业主导、政府支持的“创新生态链”模式中，龙头企业发挥产业链“链主”优势，凝聚和协调产业链上下游主体，赋能全产业链创新。例如，美国生产轴承和特种钢材的Timken公司，主动与阿克伦大学建立合作，把涂层实验室转给该校，在企业、大学、州政府都提供资源的条件下，开设研究生课程，成立涂料和表面工程的行业联盟，联盟企业可以充分享受阿克伦大学实验室的一系列研发资源。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政府对创新生态建设的支持，充分发挥了法律保障、政策保障、开放技术和科研设施等支撑作用。

国际知名研发平台在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方面有三方面共性经验:精准化的技术成熟度定位、多元化的创新资本来源和柔性化的运营管理体系。根据9级技术成熟度划分标准，发达国家研发平台建设往往根据所在领域需求的不同而聚焦于不同成熟度技术的研发工作。例如美国制造业创新研究院聚焦在技术成熟度中第 4级到第 7级的相关技术研发，而美国未来产业研究院的建设目标将覆盖到技术成熟度第 1级到第9级的全创新链条，且尤为注重第1级到第3级的基础概念层面的技术开发。

在创新资本来源方面，国际研发平台大多采取“政府资金+风险资金+商业资金”模式进行市场化运作。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各级政府直接拨入的非竞争性经费占比为25%-30%，且资金拨付额度与其实际年收入挂钩;其余为竞争性经费，来自公共部门的招标课题以及与产业界签订的研发合同收入。日本 AIST尽管是由政府主导建设、受政府管理的部门，在经费使用上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包括政府按规划下拨的经费(约占80%)、科研人员参与竞争性科研项目申请获得的项目经费以及与产业界的合作研究获得的经费。

在运营管理体系方面，不论是政府主导筹建还是企业主导建设研发平台，都倾向于采用企业化、柔性化的治理体系。英国的弹射中心采用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负责监督中心的运营和制定总体发展战略，执行管理团队则负责日常运营决策。日本AIST尽管受政府直接管辖、投入经费占比达80%，但也按照企业模式运作，实行自主化管理。其研究单元根据研究特性的不同分别设立，也可以根据研究需求进行机动性的合并、调整，这种企业化的运行模式也提高了研发效率和响应市场需求的灵活性。

五、推动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政策建议

(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创新融合障碍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推动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针对当前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建议中央企业制定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则，明确转化流程、收益分配和激励措施，降低政策实施门槛。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提高转化效率。同时，将科技成果转化成效纳入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提高考核权重，引导企业重视成果转化工作。

其次，健全容错试错机制。建议中央企业在审计巡视、业绩考核、选人用人等方面嵌入容错试错机制，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宽松环境。明确创新失败的免责情形和程序，保护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建立创新项目风险评估机制，对具有前瞻性、探索性的创新项目给予更多包容和支持。

最后，加强部门协同机制。建议中央企业建立跨部门的科技成果转化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支持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创新项目。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

(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升创新效能

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是提升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效能的重要途径。针对当前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首先，调整研发投入结构。建议中央企业继续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例，逐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设立基础研究专项资金，支持前瞻性、探索性研究项目。建立长期稳定的研发投入机制，确保研发投入持续增长，避免短期波动影响创新连续性。

其次，加强中试验证平台建设。建议中央企业建设一批专业化、开放共享的中试验证平台，填补创新“死亡之谷”。推动中试验证平台跨区域、跨行业开放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立中试验证项目库，为创新成果提供中试验证服务。

最后，优化创新平台布局。建议中央企业围绕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创新平台，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推动创新平台开放共享，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建立创新平台绩效评价机制，提高创新平台运行效能。

(三)加强创新人才培养，激发创新活力

加强创新人才培养是激发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活力的关键。针对当前人才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首先，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建议中央企业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海内外高层次创新人才。建立柔性引才机制，通过项目合作、兼职等方式引进急需人才。设立人才引进专项资金，为高层次人才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和发展空间。

其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议中央企业建立产学研联合培养机制，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培养创新人才。实施青年科技人才支持计划，为青年科技人才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建立科技人才轮岗交流机制，促进科技人才在不同岗位、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

最后，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建议中央企业建立多元化的创新激励机制，包括岗位分红、员工持股、股权跟投、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等。完善科技人才评价机制，注重创新实绩和贡献，避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倾向。设立科技创新奖励基金，对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队给予重奖。

六、结论

本研究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指导，系统分析了中央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战略。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是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战略之举。

通过对中央企业“十四五”期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现状的调研，发现中央企业在研发投入、创新成果、产业升级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资源配置不合理、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本研究提出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等政策建议，为中央企业在“十五五”期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中央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十五五”期间，中央企业应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抓手，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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