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献忠 博士 研究员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在数字经济时代，主流媒体与商事环境的关系，已超越简单的报道与被报道对象，正演变为一种深刻的“双向赋能”。一方面，健康、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为主流媒体提供了坚实的报道基石与价值坐标；另一方面，具有公信力与建设性的媒体监督，又是推动商事制度从“管理”走向“治理”、优化升级不可或缺的“啄木鸟”与“推进器”。理解这种共生共荣的关系，是构建新型政商舆论生态的关键。

一、主流媒体的本质在于权威性、公共性与监督性的三位一体

主流媒体的权威性，根植于其作为“社会公器”的公共属性与建设性监督的专业能力。它并非以行政级别高低或流量多寡简单界定，其核心在于能否真正履行“反映主流民意、坚守公共价值、凝聚社会共识”的复合功能。以“西贝事件”为例，其舆论发酵过程便清晰地揭示出主流媒体的应然定位：

1. 作为事实的校准者与社会公器：当社交媒体充斥着情绪化叙事时，主流媒体的首要职责是穿透迷雾，客观呈现企业经营的全貌（如关店调整背后的行业困境与数千员工的真实处境），揭示市场周期性波动与结构性矛盾的深层逻辑，而非充当任何一方的简单“代言人”。

2. 作为价值的定盘星与坐标：在企业家个人言论（如罗永浩与贾国龙的隔空对话）极易被流量机制放大为阵营对立的舆论场中，主流媒体的使命在于超越“口水战”，将公共讨论引向《劳动法》的遵守、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底线以及纾困政策的有效性等本质议题，重塑讨论的理性框架。

3. 作为治理的监督者与温度计：如《天津日报》所强调，媒体应成为“营商环境的温度计”。这要求其既要精准“测温”，曝光推诿扯皮的“三不管”地带和隐性壁垒；也要善于“报暖”，传播“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等改革经验，推动治理效能的提升。

二、商事环境优化的核心是从“管理型”到“治理型”的范式转换

一个理想的、能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营商环境，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共治的生态系统，其优化过程体现为从政府单向“管理”向多元协同“治理”的深刻范式转换，核心在于实现平衡与共治：

1. 以法治固本，厘清权责边界：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顶层设计，以制度形式稳定市场预期，明确政府与市场的权责边界。例如，山东单县融媒体利用应急广播体系对“三亮”专题行动进行政策解读，使“亮流程、亮承诺、亮成效”从政府文件转化为企业、市民可感可知的公共知识，这便是法治精神的有效传播。

2. 让市场主导，尊重经济规律：必须充分尊重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效率，警惕“舆论审判”对正常经营决策的干扰。西贝事件中，部分声音将企业基于市场的战略调整异化为简单的“劳资对立”，恰恰暴露了在算法驱动下，碎片化、情绪化信息对公共讨论空间的侵蚀。企业作为面向市场的经济组织，也必须接受并应该主动配合媒体的监督。消费者对企业某个环节的质疑，可以通过媒体帮助消除误会不断改进。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发展壮大必然需要与媒体打交道能力的提升。

3. 促监督协同，构建立体网络：优化营商环境非政府一己之责，需构建“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的立体化治理网络。例如，《湖南日报》曾建议推广“营商环境观察员”制度，其价值在于将来自自媒体、市民热线的线索，经核实后有效纳入正式的行政督查与政策反馈体系，实现民间智慧与政府治理的良性互动。

三、构建“监测—校准—引领”的传播生态

在治理型范式下，主流媒体可通过构建“四维共振”的传播新生态，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不可替代的赋能：

1. 履行信息校准功能，充当“谣言粉碎机”：面对“西贝欠薪数亿”等不实信息快速传播的风险，主流媒体必须发挥权威信源优势，第一时间调查澄清。如上海“上观新闻”通过数据可视化、企业财报深度解读等方式还原真相，其高效的辟谣机制是稳定市场预期、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防火墙”。

2. 搭建共识凝聚平台，成为“对话组织者”：借鉴“解放日报”等媒体推动政、企、学、媒多方对话的实践，主流媒体可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平台。天津市举办“营商环境主题展览”，将枯燥的政策条文转化为企业和市民可体验、可感知的具体场景与案例，便是媒体策展思维助力政策传播与共识凝聚的成功尝试。

3. 升级风险预警系统，担任“社会雷达”：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舆情动态—政策效果”的智能反馈闭环。例如，湖南宣传系统尝试通过AI分析12345热线海量数据，提前数月预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点，使监管与政策调整更具前瞻性。

4. 实施价值引领工程，塑造“精神灯塔”：超越个案监督，致力于商业文明的长远建构。如南方报业集团策划的“湾区企业家精神”系列报道，将公众对商业伦理的关注，从对个别企业的“道德批判”，引导至对创新文化、契约精神、合规意识等“制度性资本”的讨论，为社会注入正向激励。

四、通过制度创新保障“建设性监督”，破解“监督失灵”与“寒蝉效应”

为确保主流媒体的赋能路径畅通，需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破解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监督失灵”与因害怕报复而产生的“寒蝉效应”：

1. 健全“吹哨人”内部保护与媒体对接机制：对于敢于揭露企业内部违法违规行为的知情员工，主流媒体应可联合司法机关、工会组织，探索建立从线索受理、身份保密到法律援助的全链条保护程序，筑牢监督的信息来源基础。

2. 探索“嵌入式”媒体观察员制度：参考上海“沉浸式报道”与浙江卫视记者驻点市场监管部门参与“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的实践经验，可在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领域，试点允许符合条件的媒体记者以“观察员”身份深度参与特定行政评估或检查过程，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提升监督的专业性与透明度。

3. 构建“负面清单约束”与“正向激励”并重的评价体系：对恶意编造传播不实信息、进行流量敲诈等行为的主体，建立跨平台联合惩戒清单；同时，对于促进问题解决、推动制度完善的深度调查报道，可探索通过新闻奖项、专项资助、报道团队税收优惠等方式给予实质性激励，壮大建设性监督的力量。

在流动的共识中迈向良性共生。西贝事件的舆论风波，犹如一个微观切片，揭示了数字时代营商环境优化的复杂性与构建良性舆论生态的紧迫性。在信息时代，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准备随时被置于网络显微镜下接受审视，企业家的回应必须及时诚恳坦诚。否则，任何行动上的遮掩与言语上的对抗都会被网民从消极方面去解读，一些不当的只言片语极易被解构为吸引流量的符号素材。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进程中，我们的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理性、建设性的公共对话空间。

这一空间的建设，要求主流媒体同时扮演好两种角色：既要做敏锐的“社会雷达”，精准捕捉市场经济的细微波动与深层矛盾；更要做坚韧的“共识熔炉”，在众声喧哗中熔炼出改革的最大公约数。

归根结底，最好的营商环境绝非没有杂音的“无菌室”，而是一个在法治框架下，允许不同观点理性交锋、不同利益有序博弈、在动态平衡中不断激发创造力与活力的生命共同体。主流媒体与商事环境的“双向赋能”，正是迈向这一共同体的关键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