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献忠 博士 研究员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原某地曾因禁止村民在传统节日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群体事件，数百名群众手持香烛围堵镇政府大门，高呼'老祖宗传下的规矩不能破'。这场看似荒诞的冲突背后，折射出当下基层治理中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某些地方当权者热衷于用行政命令与千年传承的民俗较劲，将本该充满温情的传统习俗异化为意识形态博弈的工具。这种'权力任性'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更在无形中撕裂着基层社会的情感纽带。

一、近代史上权力荒诞强行改造民俗有过教训

1934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民俗改造工程'。这场以'礼义廉耻'为口号的社会改良运动，试图用西方生活方式取代中国传统习俗：强制公务员穿中山装、禁绝旧历春节、推广西方分餐制。在江西南昌，警察挨家挨户收缴灶王爷画像；在南京街头，巡逻队呵斥提着灯笼庆元宵的市民。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改造遭遇了民间自发的顽强抵抗，老百姓偷偷在腊月廿三照常祭灶，商家依旧在正月初一挂起红灯笼。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国民政府宣布将春节改为'废历新年'时，上海《申报》刊出漫画：一个戴瓜皮帽的老者指着日历对年轻人说：'你们现在过的这叫什么年？我们老祖宗的年早被你们革掉了！'

这场运动最终沦为历史的笑柄，其根本原因在于执政者忽视了民俗背后的文化基因。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指出：'节日习俗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任何粗暴的切割都会导致文化认同的断裂。'蒋介石政权企图用行政手段切断民众与传统的精神联系，结果反而激起了更深层的文化反抗。这种历史教训警示后人：民俗不是可以任意揉捏的面团，而是深植于民族心理的文化根系。

二、如今权力越界干预民俗的荒诞图景不时上演

近年来，类似的'权力任性'在基层治理中频频上演。北方某地以'移风易俗'为名，禁止全县范围内过平安夜、圣诞节，甚至要求党员干部不得在社交平台发送节日祝福。当地派出所出动大量警力在教堂周边布控，学校被迫取消元旦联欢会。这种'防洋节如防洪水'的做法，不仅耗费了大量公共资源，更让许多群众感到困惑：'难道吃个苹果就是崇洋媚外？'根本不像充满文化自信的真正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志愿军创造条件给“圣诞节攻势”失败的“联合国军”战俘们过圣诞节，展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人文精神与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开阔包容气概。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方习惯于动用警力来解决民俗纠纷，这极易将简单的观念冲突升级为官民对立，激化社会矛盾。 当警察出现在本该充满喜庆的节日现场，去制止群众燃放烟花爆竹或驱散庆祝人群时，其执法行为往往难以获得公众的情感认同。这不仅消耗了宝贵的警力资源，更在无形中拉开了干群距离，使基层政府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事实上，对于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民俗活动，动用警力进行强制干预，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越界和滥用，只会让原本可以通过沟通协商解决的小问题，演变成影响社会和谐的大事件。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某些地方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性执法'。在南方某少数民族聚居区，政府一方面大力宣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却强制推行火葬改革，要求村民将祖辈流传的土葬习俗改为火化。当村民质问'祖先入土为安的传统为何不能保留'时，得到的回答竟是'上级文件规定必须执行'。这种矛盾的政策导向，暴露出某些决策者既想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打造政绩，又不愿尊重民俗本身的复杂性。

在经济领域，权力的任性干预同样触目惊心。某旅游城市为创建'无烟城市'，全面禁止炭火烧烤，要求所有羊肉串摊点改用燃气设备。这一政策导致数百家传统烧烤店倒闭，原本红火的夜市变得门可罗雀。更讽刺的是，当地政府随后不得不花费巨资补贴商户购买新型烤炉，所谓的'环保整治'最终演变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三、权力越界的深层危害在于阻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这种'权力任性'造成的危害远超表面现象。首先是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全国各地因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就投入警力超过200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十亿元。这本身就是对公共资源的巨大挥霍。其次是干群关系的持续恶化。当基层干部拿着喇叭喊话'不准过节'时，群众感受到的不是政策善意，而是权力的傲慢。某信访部门数据显示，近年来因民俗问题引发的投诉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80%以上与行政强制有关。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简单粗暴的治理方式容易陷入'文化陷阱'。某些境外势力刻意炒作'中国打压传统文化'的话题，将正常的民俗活动污名化为'封建迷信'。当地方政府不加辨别地配合这种叙事时，实际上是邀功请赏的心理作祟丧失了是非辨别能力在帮敌对势力递刀子。正如某智库报告指出的：'过度干预民俗不仅伤害民众感情，更会给国际舆论攻击留下口实。'

从更深层次看，这种现象反映出某些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欠缺。他们习惯于用行政命令代替社会治理，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复杂问题。这种'拍脑袋决策'的背后，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无知和对现代治理规律的漠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自觉不是复旧，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找到自己文化的根。'

四、坚守“四个自信”回归理性治理

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坚守“四个自信”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和治理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浙江某地探索的'民俗理事会'制度值得借鉴：由村民选举产生民俗代表，与政府共同制定节日活动规范，既保留了传统习俗的核心内涵，又赋予其时代特色。

在具体实践中，应当把握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尊重民俗的历史合理性。对于延续千年的传统习俗，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基本伦理，就应给予必要的包容空间。二是注重引导而非强制。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示范引领等方式，让群众自发认识到某些陋习的危害，而不是靠行政命令一刀切。三是坚持分类施策。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俗差异，要采取差异化治理策略，避免'一刀切'的简单化管理。

在某少数民族村寨，政府没有强行推行火葬，而是通过修建生态墓园、推广树葬花葬等方式，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尊重了民族习俗。这种'柔性治理'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村民主动减少了土葬用地，森林覆盖率反而提高了15%。这说明，只要方法得当，传统与现代完全可以和谐共生。

五、守护文化根脉是我们共同的时代责任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民俗与治理的关系。民俗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当我们在春节组织'百家宴'促进邻里和谐，在中秋举办'赏月诗会'传承诗词文化，在腊月正月举行“团拜会”，这些传统习俗、流变习惯不仅可以睦和邻里、民族团结、促进消费而且可能转化为凝聚人心促进共识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的社会力量。反之，如果动辄粗暴干涉，只会适得其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既要守护好文化根脉，又要让传统习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让文化自信扎根于亿万民众的心田。

回望历史长河，那些能够长治久安的盛世王朝，无不懂得尊重民俗、顺应民心。从汉唐的开放包容到宋元的多元共生，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文化自觉。让我们摒弃'权力任性'的傲慢，以谦逊的姿态倾听民间的声音，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响中寻找治理的智慧，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