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献忠 博士 研究员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人口繁衍始终是每个社会最核心的关切之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和社会机制，用以促进男女交往、提高生育机会、保障后代健康。这些实践承载着先民对生命延续的朴素渴望，也蕴含着“优生多生快生”的务实智慧。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科学揭示，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对人口问题的深刻洞察，再到当代各国应对低生育率的经验探索，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人口生产必须与物质生产相协调，社会应当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多样化的生育形态，不拘一格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面向现实，对于今天应对低生育率挑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中国古代，农历三月初三的上巳节是一个重要的求偶求育盛会。据民俗学研究，上巳节最初起源于巫术活动，人们在这一天祭祀高禖——掌管婚姻和生育的神灵，同时举行祓禊仪式，即在河边洗浴以驱除灾祸、祈求生育。《诗经·郑风·溱洧》生动描绘了上巳节的场景：“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青年男女在溱水、洧水岸边结伴出游，自由交往，这种场面在当时被社会习俗所允许甚至鼓励。唐代诗人杜甫也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诗句。上巳节提供了一个合法、公开的平台，让年轻人能够相识、相知，从而促成婚姻和生育，降低了男女交往的社会成本，提高了婚配的效率。遗憾的是，宋代以后理学占据统治地位，礼教日益森严，上巳节这类民俗活动逐渐衰落。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当社会对人口生产的态度变得僵化保守时，原本行之有效的促进机制也会随之消失。值得欣慰的是，这一传统在部分地区得到了延续和创新。广西壮族自治区每年农历三月初三的“三月三歌圩节”，被誉为壮族的“情人节”，青年男女通过唱山歌寻找意中人，所谓“倚歌择配”。广西已于2014年通过立法将“壮族三月三”确定为法定公众假日，为适龄青年参与节日活动、寻觅人生伴侣创造了有利条件。

放眼全球，不同文明中都存在着丰富多彩的生育民俗。在古罗马，每年2月13日至15日举行的卢伯卡利亚节是一个具有鲜明生育色彩的节日。祭司用献祭动物的皮制成鞭条，抽打沿途的女性，被认为可以增强生育能力。节日还有爱情抽签的传统，年轻男女随机配对，许多最终发展为婚姻。这个节日的名称与二月（February）的词源密切相关，体现了人口生产与农业周期的统一。在古希腊，每年秋季举行的塞斯摩弗利亚节是专门由女性参加的生育祭祀活动，纪念农业和丰收女神得墨忒耳，通过模拟播种隐喻人类繁衍，给予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少有的公共空间。在日本，神奈川县的金山神社每年四月举行“金魔罗节”，祈求子孙繁荣、分娩顺利、结好姻缘；京都的东天王冈崎神社、山梨县的山中诹访神社、镰仓的旗上弁財天社等，都是著名的求子安产神社。日本皇室也有新婚仪式中祈求生育的传统。在世界其他地区，因纽特人生活在严酷的北极环境中，为了避免近亲繁殖带来的遗传风险，曾在特定情况下接纳外来血统，由主人安排妻子与客人同寝，所生子女视为双方共同抚养。这种在外界看来不可思议的习俗，本质上是在极端环境下对“优生”和“多生”的务实追求。这些不同文明的生育民俗表明，人类在人口生产问题上曾经相当务实和开放，不拘泥于形式，重在促进生育的实际效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口生产问题有着深刻的论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这一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核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他们将生命的生产概括为“双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这一理论为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揭示了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必须保持平衡的基本规律。当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提高后，原有的婚姻生育模式必然会发生变化，政策需要与时俱进地适应这种变化。恩格斯本人也曾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将转变为社会生产的重要参与者，婚姻关系将趋于平等化，社会也将同等关怀每一个孩子——无论其出生背景如何。这些论述为今天我们讨论人口生产方式多样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同样高度重视人口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一些人关于中国人口过多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一论断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1957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指出：“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体现了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协调的辩证把握。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强调要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同时关注人口素质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优化。习近平总书记则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挖掘和继承生育民俗中的优秀遗产、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指明了方向。

把目光转向当代，北欧国家的经验为“多生快生”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撑。根据OECD数据，冰岛超过70%的新生儿出生时父母未婚，瑞典和挪威稳定在55%左右，法国超过62%。这些国家的非婚生育比例很高，但人口质量并未下降，北欧国家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常年位居前列。其深层原因在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所有儿童提供平等的教育、医疗和福利资源，同居伴侣享有与已婚夫妇相近的法律权利，婚姻成为一种个人选择而非经济必需。法国的民事互助协议（PACS）自1999年引入以来，已将家庭政策的重点从婚姻状况转向儿童权利保护。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情况令人担忧。日本非婚生育比例仅2.4%，韩国仅2.2%，但两国生育率持续走低——日本2025年新生儿数量降至约70.6万人，创历史最低；韩国2023年总和生育率降至0.72。将生育严格限定在婚姻框架内，并没有带来更高的人口质量或更优的人口结构，反而加剧了人口危机。这组对比说明，如果社会过于强调“正统”婚姻，设置过高的婚育门槛，结果往往是人们既不结婚也不生育；相反，包容多样化的家庭形态，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人口生产反而更有活力。

当前，中国正面临低生育率的严峻挑战。2022年全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回顾传统民俗中的优生多生快生智慧，借鉴北欧国家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应当更加包容多样化的婚育形态，上巳节、卢伯卡利亚节、日本的金魔罗节等传统民俗告诉我们，历史上人们并不总是拘泥于婚姻形式，而是以务实的态度促进人口生产。政策重心应从“规范婚姻”转向“保障儿童”，我国法律已经确立了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下一步需要将这些法律条文落到实处。鼓励适龄人群积极交往、适时生育，通过多元化的社会活动和更友好的婚育支持政策，降低婚育的门槛和成本。所谓“不要算计干就完了”，指的是不要因为过多顾虑而错失生育时机。包容多样化不等于否定传统婚姻，婚姻仍然是稳定家庭关系的重要形式，但对于那些因各种原因无法或不适合进入传统婚姻的人来说，社会应当给予理解和空间，而不是将其排除在人口生产的行列之外。

回顾上巳节、三月三歌圩节等中国传统民俗，以及古罗马的卢伯卡利亚节、古希腊的地母节、日本的生殖崇拜祭祀等世界各地的生育传统，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人口生产问题上曾经相当务实和开放。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为我们认识人口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地位提供了科学支撑。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领导人关于人口问题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继承历史智慧、应对现实挑战指明了方向。北欧国家的经验进一步证明，只要社会保障到位，多样化的家庭形态同样能够培养出优秀的新一代。面对低生育率的挑战，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传统民俗中的务实精神，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人口生产问题。不拘一格促生育，让更多生命奇迹得以诞生，让中华民族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