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献忠 博士 研究员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向深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企业家资源的战略性价值日益凸显。他们不仅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的核心承载者——该理论强调企业家通过引入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或新组织形式打破旧有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动态演进，是创新与增长的源泉——更是产业迭代与技术革命时代最直接的实践代表与时代缩影。其活力的激发与才能的施展，直接关乎国家创新体系的全要素生产率与长期竞争力。实践迫切需要我们以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该理论聚焦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认为有效制度能降低交易成本、激励创新），融合法治视角与历史经验，系统论证构建“激励约束—权益保障—能力培育”三位一体法规体系，以“人的革命”激活企业家这一核心资源、驱动高质量发展进行积极探索。

一、以稳定制度预期作为激发企业家才能的首要前提

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共识在于，企业家才能是打破经济“路径依赖”与“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根本动力。罗纳德·科斯在其193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揭示，企业家的核心功能是通过“权威协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将分散的生产要素重组为有效率的经济单元，这种协调不仅体现在资源配置上，更在于对技术、管理与市场的系统性整合。道格拉斯·诺斯在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进一步强调，明晰、稳定的制度预期是企业家进行长期、高风险创新的先决条件——当产权保护、契约执行与政策连续性得到保障时，企业家才愿意投入资源进行突破性创新。

经济史反复印证这一逻辑。英国工业革命中，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技术突破之所以能成功商业化，不仅源于其技术天才，更得益于1624年英国《垄断法》对专利权的系统保护，该法首次以成文法形式确认发明人对其发明的独占权，使创新收益得以“内部化”，避免了技术被无偿复制的风险。博尔顿与瓦特1775年成立的合伙公司，正是通过“专利许可+风险共担”模式突破技术转化瓶颈，其本质正是制度保障下的“创造性破坏”。反观同期清朝的洋务运动，尽管拥有先进技术设备，却因缺乏产权保护与市场化制度，最终陷入“官督商办”的低效循环，印证了制度预期对企业家才能的制约。

当前我国企业家资源开发仍面临奥利弗·威廉姆森在1985年提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约束，即因制度不完善导致的谈判、履约、监督等额外成本抑制了创新活力。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执行合同”指标耗时较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多50天，“获得信贷”的便利性仍有提升空间。破解之道在于聚焦“产权保护—风险分担—收益共享”的制度主线：强化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将法定赔偿上限从500万元提至1000万元，对恶意侵权适用3-5倍惩罚性赔偿；参考美国《小企业法》设立“国家创新风险补偿基金”，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失败给予30%-50%成本补偿；推广华为“虚拟受限股”与万科“事业合伙人”机制，使核心团队分享企业成长红利。通过制度设计将个体创造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需以“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规则，在RCEP框架下与东盟国家互认知识产权，为企业家参与全球竞争提供稳定预期。

二、制度环境的演进与企业家精神呈现共生共演关系

纵观经济史，企业家群体的兴衰起伏与制度环境的松紧宽容呈现强烈的“共生共演”关系，这种互动并非单向决定，而是制度供给与企业家创新能力的动态适配过程。

美国的发展轨迹尤为典型。19世纪美国“强盗大亨”时代，约翰·D·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安德鲁·卡内基的钢铁帝国等垄断企业凭借资本优势挤压竞争，催生了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出台，以法律手段遏制垄断、维护竞争；20世纪美国“创新英雄”时代，比尔·盖茨的微软、史蒂夫·乔布斯的苹果等科技巨头崛起，其背后依托的是1980年《拜杜法案》，该法案允许高校保留联邦资助研究成果的专利权并鼓励向企业转让，加速了科技成果产业化。这种“创新—规制—再创新”的螺旋上升，使美国形成“宽容失败、保护产权、鼓励竞争”的市场生态。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如西门子、克虏伯，凭借在细分领域的技术深耕占据全球市场领先地位，其持久竞争力深植于19世纪俾斯麦时期以《帝国银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奠定的市场秩序，以及“双元制”职业教育对“工匠精神”的嵌入——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学生在校期间即可获得实践认证，为制造业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管理人才。

中国商帮与当代企业家的故事同样印证制度与精神的共生关系。明清晋商日升昌票号1823年创立时，依托“身股制”突破资本瓶颈——伙计以人力入股可享利润分成，最高者获“顶身股”相当于10%股权，这种制度创新使其在百年间扩展至35家分号，掌控全国80%白银汇兑。当代企业家褚时健75岁时再创业，2002年承包云南哀牢山2400亩荒山种植冰糖橙，其成功不仅靠“精细化农业管理+品牌化营销”的个人韧性，更得益于2001年《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流转的合法化，使资本与技术得以进入传统农业。制度与企业家精神的共生共演，本质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协同——当制度为创新提供“安全网”与“助推器”时，企业家精神便会如春潮涌动，推动产业形态跃迁。

三、以法治框架平衡权利、义务与责任以护航创新

构建现代化的企业家监督约束体系，核心在于运用“法言法语”实现“权利—义务—责任”的精密平衡，法治的目标不是束缚手脚，而是通过划定清晰的赛道与规则为创新者“护航”。

在权利保障层面，需以“负面清单”思维明确公权力边界。通过《民法典》确立物权保护基本原则，《公司法》明确股东权利与公司自治，夯实企业家财产权、经营自主权的“防护堤”；尤其借鉴美国《统一商法典》“善意第三人”规则，在《民法典》中增设“企业家财产权特殊保护条款”，规定非因公共利益并经司法程序不得查封企业正常经营资产。2023年浙江高院出台《涉企财产保全操作指引》，对“活封活扣”技术专利、经营账户作出规范，使涉诉企业正常经营受影响比例下降65%。同时，通过《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衔接，明确企业家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权益，如某电商平台通过“数据信托”模式分离数据使用权与所有权，既保护用户隐私又释放数据价值。

在义务设定层面，需以“正面清单”明确合规底线。参照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93条“管理层忠实义务”，在《公司法》修订中细化“关联交易回避”“商业机密保护”等条款，要求上市公司建立“吹哨人制度”，对举报查实的违规行为给予奖励。2024年证监会查处的某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中，内部举报人获200万元奖励，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震慑。

在责任机制层面，关键是建立“容错纠错”的梯度化标准。严格区分“改革创新中的探索性失误”与“违法违纪行为”——前者源于对未知领域的尝试，后者则是主观故意违规。对前者适用《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11条“容错免责”，例如某省国资委2023年出台《国企负责人履职容错清单》，明确因国家政策调整、市场突发变化等10类情形导致的投资损失可免责，当年该省国企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印证容错机制能激发改革勇气；对后者依《刑法》第165条、第169条严惩，防止权力寻租。

四、深化国资改革旨在充分释放战略企业家潜能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是开发具有国家战略视野的企业家资源的关键战场。改革的方向在于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集中，在此过程中，通过“管资本”为主的监管模式，赋予国有企业家更大的战略决策与创新自主权，将其塑造为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的“战略企业家”。

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为此提供重要镜鉴。其《淡马锡宪章》明确“积极股东”定位，即政府作为唯一股东不干预日常运营，董事会负责战略决策，管理层享有充分自主权。2023年淡马锡投资组合净值达3820亿新元，年化回报率14%，其中科技投资占比从2013年的5%提升至35%，印证“放权赋能”能使国有资本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

我国国资改革需在三方面发力。一是重构企业功能定位，推动央企重组整合，如2023年组建“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整合铁矿石进口业务，剥离非核心辅业，集中资源攻关中芯国际14纳米芯片等“卡脖子”技术；二是创新激励约束机制，推广“超额利润分享”模式，如某能源集团将净利润超出目标部分的30%奖励团队，试点职业经理人契约化管理；三是提升监督效能，构建“数字国资”监管平台，如国务院国资委“国资监管大数据系统”实时监控资产流转，2023年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并纠正违规关联交易17起，涉及金额43亿元。通过改革使国有资本成为突破技术封锁的先锋队，需同步完善“容错机制”，对在核心技术攻关中因不可预见风险导致的失败予以免责评估，让国有企业家敢于“十年磨一剑”。

五、构建覆盖企业家全生命周期的支持生态系统

面向未来，开发企业家资源需要一场系统性的“制度供给升级”，构建覆盖企业家“全生命周期”的支持生态系统，从“选拔—培育—使用—传承”各环节形成闭环。

在立法保障层面，可探索制定《企业家促进条例》，明确其“社会主义建设者”社会地位，设立“国家卓越企业家奖”，参考日本1963年颁布的《中小企业基本法》建立“企业家退休基金”，通过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支持家族企业创始人将股权平稳转让给下一代，解决代际传承中的资本短缺问题。深圳2024年试点“企业家荣誉制度”，对纳税百强企业负责人授予“鹏城功勋企业家”称号，享受医疗、教育等绿色通道服务。

在金融支持层面，大力发展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证券化等工具。推广深圳2023年发行的全国首单“5G专利资产证券化产品”，将华为、中兴的5G核心专利打包作为底层资产发行债券，成功融资20亿元，为科技型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试点“科技人才贷”，允许凭知识产权质押获得最高5000万元贷款，某生物科技公司凭借基因编辑专利获贷3000万元，加速新药研发。

在能力建设层面，构建国家级企业家学习与交流平台。借鉴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培养高级管理人才的模式，成立“中国企业家学院”，开设“战略领导力”“国际合规”“数字化转型”等课程，组织赴硅谷、慕尼黑对标学习。浙江“新浙商培育工程”2018-2023年累计培训企业家1.2万人次，学员企业营收平均增长率达25%，证明系统化培育能显著提升创新成功率。

构建这一生态系统的终极目标，是营造“亲清有为”的制度与文化环境——政府“亲”在主动服务、精准施策，“清”在公私分明、廉洁交往；社会“尊”在认可企业家贡献，“容”在宽容探索失误。当企业家无需为“找关系”分心、不必因“怕犯错”止步时，其创造力才能真正喷涌而出。

开发企业家资源，本质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与“人的革命”的协同演进。从熊彼特1912年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企业家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理论演进与实践探索共同指向一个真理：唯有让企业家在法治轨道上放手拼搏，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在社会尊重中挺膺担当，才能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将“资源禀赋”升级为“创新优势”。当千千万万兼具创新精神、合规意识与家国情怀的“战略企业家”竞相涌现时，他们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航道上行稳致远最磅礴、最活跃的驱动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