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立足于国家统计局于2026年1月19日最新发布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据，并结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的核心指导思想，系统深入地探讨了我国人口结构变迁对宏观经济运行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数量已降至14.05亿，连续第四年出现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23.0%，显示出社会年龄结构的显著转变。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持续稳步推进，城镇化率达到67.89%，城乡结构正经历深刻重构。

研究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变动趋势正通过多个关键路径——包括劳动力市场供给、居民消费模式转型、国民储蓄与资本形成机制等——对经济中长期发展带来系统性影响。传统意义上依赖庞大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弱，而随着教育水平提高和健康条件改善，以人力资本素质提升为核心的新型红利正在形成，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口总量下降所带来的挑战。

面对这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十五五”时期应更加重视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采取积极应对策略。具体包括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落地、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潜力、促进全民终身学习和职业技能提升等多维度措施。这些举措将有助于缓解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冲击，并为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本研究旨在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更具前瞻性和适应性的人口与经济综合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红利；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

一、引言

人口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关键要素，其结构变动与发展趋势深刻地塑造并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增长模式。截至2025年末，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呈现出一系列显著的新特点：总人口规模已连续四年呈现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老年人口比例持续攀升，同时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重大转变不仅标志着我国人口发展正式迈入一个新的转型阶段，也将对“十五五”时期的经济运行、社会建设、资源配置以及政策制定产生全面、复杂且深远的影响。

面对这一新形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突出强调，必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将人口问题提升至国家总体安全的战略高度，并系统性地为应对少子化加剧、老龄化深化、区域间人口增长与收缩并存等长期结构性挑战指明了发展方向与政策路径。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不仅是人口自身规律长期作用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转变相互交织的体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我国人口总量为14.05亿，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与此同时，老龄化进程加速，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3.0%，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5.9%。在挑战加剧的同时，我国人口素质也在稳步提升，16-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城镇化率提高到67.89%。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口背景。

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探索适应人口发展趋势的经济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基于最新人口数据，结合'十五五'规划建议精神，系统分析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影响，并提出应对策略，旨在为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二、2025年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新特点与趋势

2.1 人口总量持续下降，负增长趋势固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人口总量为140489万人，与2024年末相比减少了339万人。这一变化标志着我国人口已经连续第四年呈现负增长态势。自2021年人口总量达到峰值141260万人以来，四年间全国累计减少人口达771万人，平均每年减少约193万人，人口下降的速度呈现出进一步加快的趋势。

具体来看，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仅为7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63‰，再度刷新历史最低纪录；而同年死亡人口达到113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至-2.41‰。

当前人口持续负增长并非短期波动所致，而是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累积结果。我国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一直低于1.5的警戒线，2025年总和生育率预计只有‌1.09‌，已经跌破了1.0的警戒线。虽然2024年出生人口较2023年小幅回升，增加了52万人，但由于育龄妇女总量持续缩减，尤其是处于25-29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数不断减少，人口负增长的总体趋势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得到逆转。

根据联合国最新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预测，无论采用高、中、低哪一类生育假设方案，中国人口负增长态势都将在本世纪内持续。这一趋势性变化意味着我国人口发展模式已从过去的增量阶段正式转向减量阶段，并将对经济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2 老龄化程度加深，年龄结构失衡加剧 

2025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呈现加速深化态势，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达到32338万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攀升至23.0%，较前期显著提高；其中65岁及以上高龄老年群体规模为22365万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15.9%，反映出老龄化程度正在向更深阶段推进。与2023年相比，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提高了1.0和0.9个百分点，增幅明显，老龄化速度超出以往预期。

与此同时，我国0-14岁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延续下降趋势，出生率持续走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放缓。当前，老年人口总数已大幅超过少儿人口，年龄结构出现明显的“倒挂”现象。这种结构性转变不仅加重了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的压力，也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劳动力供给结构及家庭赡养功能提出了全新挑战，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层矛盾正日益凸显。

表：2025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情况

注：0-14岁人口比重为根据历史数据估算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比例持续攀升，更呈现出发展速度显著加快的鲜明特征。具体而言，从中度老龄化社会（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或超过14%）向重度老龄化社会（占比超过20%）的转变阶段，预计将于2023年左右启动，并将在2032年前后基本完成。这一转变周期相比许多发达国家普遍缩短了3至5年，显示出我国老龄化进程特有的加速态势。

与此同时，老龄化内部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群体规模迅速扩大，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一趋势对养老服务体系、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以及长期照护服务能力提出了更为迫切和持续的需求，也使公共资源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持续缩减，老年抚养比迅速攀升，家庭在养老方面的经济与照护负担显著加重。这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将对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带来深远影响，同时也对公共财政的可持续运行构成严峻挑战，亟需从政策设计、资源分配和服务体系等多方面做出前瞻性和系统性的应对。

2.3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但素质提升 

在人口总量逐步减少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指16至59岁群体）的总体规模持续呈现出下降态势。根据相关数据，到2025年时，全国16-59岁人口预计为85136万人，这一数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60.6%。与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74.4%的历史高点相比，该比例已累计下降13.8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两个维度上的同步下降，反映出我国长期以来依赖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弱，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亦由正向拉动转为负向拖累。

然而，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步缩减的同时，其整体素质正在稳步提高。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16-59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1.3年，较上年提升0.1年。与2010年的9.08年相比，大幅增加了2.22年，这一变化明显反映出我国劳动力群体的教育水平取得了显著进步。此外，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目前已超过60%，标志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高达14.3年，为整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劳动力素质的持续提高，有效缓解了因数量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我国的人口红利模式逐步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数量型”向以素质提升为核心的“质量型”转变。

若以劳动力规模与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作为衡量人力资源总量的指标，2020年我国人力资源总量为97.96亿人年，而到2025年增至99.46亿人年，呈现不降反升的趋势。这表明，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由于劳动力素质的显著提高，我国仍保持着人力资源方面的竞争优势，只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发生了重要转变。

2.4 人口空间分布变化，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2025年，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和新趋势。从城乡结构来看，城镇常住人口规模持续扩大，达到95380万人，较上一年度增加了1030万人；与此同时，乡村常住人口数量继续下降，为45109万人，同比减少了1369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进一步提升至67.89%，比上年末提高了0.89个百分点。尽管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在持续稳步推进，但与前十年相比，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这反映出我国城镇化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的新阶段，更加注重城乡融合与协调发展。

从区域分布来看，人口继续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主要城市群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这一趋势更加显著。这些地区依托雄厚的产业基础、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和丰富的就业机会，持续吸引大量劳动力流入；与此同时，部分中西部省份及东北地区则面临人口持续外流的压力，区域间人口流动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凸显。截至2025年，全国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的省份数量已增至23个，而保持正增长的省份数量则缩减至8个，区域间人口增减分化现象愈发明显。这种分化既是市场机制在人口和资源空间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人口持续集聚的地区面临公共服务资源紧张、城市承载压力加大等挑战；另一方面，人口流出地区则需应对人力资源供给不足、部分基础设施和资源闲置等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仍需政策持续发力。

2.5 人口性别结构持续改善 

2025年，我国总人口性别结构继续呈现积极优化趋势，性别比为104.19（以女性人口为100）。其中，男性人口总量达到71685万人，女性人口为68804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105.2的水平相比，总人口性别比进一步回落，延续了自2005年以来稳步降低的良好态势。这一变化表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善，整体性别结构向更加均衡、健康的方向持续演进。人口性别结构的优化，是国家多年来系统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深入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等多项政策措施协同发力的结果。性别比例趋于合理，不仅有助于未来婚姻匹配和家庭建设的稳定，也为促进社会和谐与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人口环境。

三、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3.1 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结构的深刻变迁首先通过劳动力供给这一关键渠道对经济发展产生系统性影响。具体数据显示，到2025年，我国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预计达到8513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60.6%，与2011年峰值时期相比，该比例已累计下降13.8个百分点。这一持续的人口缩减趋势直接造成适龄劳动力总量减少，进而推动用工成本不断上升，削弱了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原有的国际竞争力。国家发改委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不仅带来劳动力市场趋紧，更会加速部分制造业，尤其是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产业，向东南亚等劳动力资源更为充裕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除了数量上的减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变化同样值得关注。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力队伍呈现明显的老龄化趋势，45岁及以上的中高龄劳动者所占比例持续升高。尽管这部分劳动者经验丰富、稳定性强，但在体力条件、新技术学习能力及产业转型适应速度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局限，这会影响劳动力整体的机动性与应变能力。另一方面，老年抚养比也在迅速攀升，2025年该比例预计将突破45%，意味着平均每名劳动年龄人口需承担更多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压力。家庭养老负担加重不仅可能降低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和工作效率，还会对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持续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持续提升正在部分缓解数量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2025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预计提高至11.3年，大批高素质人才为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人力资本支撑。同时，低龄老年人口资源尚具开发潜力——2024年，60至69岁低龄老年人占全部老年人口的53.07%。通过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加强面向老年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开发适配高龄劳动者的就业岗位等举措，有望进一步激活银发人力资源，缓解劳动力供给紧张局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3.2 对消费结构和模式的影响 

人口结构的深刻变迁正持续而全面地重塑着消费市场的格局与模式。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显著改变了整体的消费倾向和支出结构。老年群体与年轻人在消费行为上存在系统性差异：他们在服装、交通通讯、文化娱乐等领域的消费占比逐步下降，而在医疗保健、康复服务、养老护理等与健康密切相关的领域支出明显增加。这种消费重心转移不仅反映个体需求变化，更直接牵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健康管理、银发经济等相关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相反，部分以年轻人为目标客群的行业，则需应对市场规模收缩的挑战。

另一方面，少子化趋势的深化也对消费市场带来多重影响。数据显示，到2025年，学前教育阶段的在校生数量将比2019年减少约1200万人。这一变化使得婴幼儿食品、童装、早教等原有以儿童为核心客群的行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企业不得不通过产品高端化、服务精细化及定制化转型以争取市场。同时，家庭结构持续向小型化发展，单人户和两人户比重不断上升，推动适用于小规模家庭消费需求的业态快速增长，典型如小规格包装食品、迷你家电、单身公寓等“小而美”经济形态迅速崛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代际之间的消费理念和偏好呈现出明显分化。年轻人更加崇尚体验式消费、品质导向型消费及高度数字化的生活方式，而老年群体则普遍更重视健康相关消费及产品的实用性与可靠性。这种因年龄导致的消费分层进一步促使市场细分，对企业提出了更精准的产品研发和更敏捷的市场响应能力要求。此外，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预计2025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提高到67.89%——为城市消费注入新动力，消费升级趋势在人口集聚区域表现得尤为显著。智能消费、绿色低碳消费等新兴模式正在这些区域快速涌现，逐渐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增长点。

3.3 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 

人口结构的变化通过深刻影响国民储蓄率与资本形成的动态机制，对经济发展产生多维度、长远性的影响。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年龄人口作为社会生产与储蓄的主体，其储蓄行为对资本积累具有关键作用；而老年人口则通常处于消耗储蓄的阶段。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转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步下降、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这一结构性转变直接导致国民储蓄率呈下行趋势。具体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储蓄率从2010年的51.8%逐步回落至2024年24.3%的历史新低，连续14年保持下降态势。储蓄率的降低不仅减缓了资本积累的速度，还对投资扩张形成制约，进而抑制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

202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该年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较上年下降3.8%，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4%。从产业角度看，第一产业投资保持2.3%的温和增长，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5%，而第三产业投资则下降7.4%，降幅最为显著。第三产业投资的大幅回落与人口结构变动引发的消费市场需求调整密切相关。此外，人口老龄化加剧还导致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支出增加，这些刚性支出可能挤占原本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源，从而影响资本形成的整体效率。

尽管人口结构变化对投资带来一定压力，但也同时催生了新的资本配置方向与发展机遇。为应对日益加剧的老龄化趋势，政府显著增加了在养老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产业等领域的公共投资；为提振生育水平，托育服务、基础教育及相关社会福利板块的投资也在不断扩大；为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职业培训、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等方面的投入逐步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素质的持续提升推动了对高科技产业、创新研发和数字化经济等领域的投资，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值得关注的是，在2025年投资整体收缩的背景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9.1%，管道运输业投资大幅上升36.0%，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也实现了22.9%的增长，显示出投资结构正在积极适应人口变化，进行动态优化和转型升级。

3.4 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速正在对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两大核心领域，带来日益显著且巨大的结构性压力。随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攀升，养老金的支出需求持续增加，资金压力持续累积。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下，养老金收支平衡正面临严峻挑战，一些地区已经出现养老金支付缺口，局部财政负担不断加重。据权威机构预测，到2035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极有可能被全部耗尽，这无疑使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性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在医疗保障方面，老年群体是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使用者和需求方，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医疗费用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多项研究显示，在高收入国家中，每年用于治疗老年相关疾病的费用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至10%。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也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已从2000年的4.62%提高至2023年的7.05%。未来，随着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这一比例预计还将继续攀升，对公共财政和医疗保险基金运行构成持续的支出压力。

为积极应对上述挑战，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具体措施包括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逐步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加快建设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等。与此同时，国家正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积极培育养老相关产业，并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努力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家庭联动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据估计，到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总体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2万亿元，不仅将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兴亮点，也有望在缓解社会保障体系压力的同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表：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机制

四、人口结构变化对'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

4.1 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 

人口结构变化将通过多种渠道对'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深远影响。从供给端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出生率持续走低，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明显放缓甚至可能转为负增长，这将直接拉低经济潜在增长率。相关研究表明，劳动力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过去的正向拉动转为负向拖累。据测算，'十五五'时期劳动力负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负面影响约为0.3-0.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为应对劳动力资源减少而增加的资本投入，可能会面临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这使得资本积累难以完全抵消劳动力减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需求端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将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产生全面影响。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导致整体消费倾向有所下降，由于老年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普遍低于年轻群体，这可能会抑制总消费需求的增长。同时，国民储蓄率随老龄化加深而逐步下降，这将影响资本形成能力，使投资增长面临一定约束。此外，劳动力供给减少推动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可能会削弱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进而影响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会进一步放缓。

然而，需要认识到的是，人口素质的持续提升可以部分对冲人口数量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人力资源总量（即劳动力规模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继续保持增长态势，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99.46亿人年，这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基础支撑。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催生了'银发经济'这一新的增长点，预计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12万亿元，健康养老服务、智慧养老产业、老年旅游服务等相关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正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此外，人口负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环境压力，有利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综合来看，虽然人口结构变化会拉低经济增长速度，但通过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我国经济仍可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并最终实现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目标。

4.2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人口结构变迁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对“十五五”时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显著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劳动力供给趋紧和成本持续上升形成强有力的倒逼机制，推动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日益加剧的用工成本压力，促使企业加快自动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的步伐，或选择向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和海外地区转移。2025年数据显示，制造业投资增速仅为0.6%，明显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水平，充分反映出传统工业部门正处于深刻的结构调整期。与此同时，随着教育普及和人力资源开发持续推进，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为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迎来新的发展窗口。

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和家庭模式的转变也在深刻重塑消费需求结构，进而引导产业转型方向。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带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康复护理及老年用品等“银发经济”产业链迅速发展；少子化趋势推动婴幼儿抚育、早期教育等相关产业向高品质、精细化、个性化方向升级；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和多样化，促进适合小规模家庭使用的智能家居、便捷服务、休闲娱乐等新产品与新服务市场快速扩张。这些变化共同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银发产业、大健康产业、高品质消费品制造业等领域集聚，推动产业结构朝着更加适配人口变迁需求的方向优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空间流动与分布变化也对产业区域布局产生深远影响。人口持续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主要城市群和东部发达地区集中，推动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东部地区更加聚焦高技术产业、创新研发和现代服务业，中西部地区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面临本地人力资源外流、创新能力不足等挑战。2025年分区域投资数据表明，东部地区投资下降8.4%，东北地区投资降幅达15.5%，显示出投资动态与人口流动趋势高度吻合。这一产业布局调整既是市场机制对人口变动的自然响应，也需加强区域政策协调和规划引导，以避免城乡和区域间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4.3 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 

人口区域分布的结构性变迁对'十五五'期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人口持续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主要城市群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集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区域的集聚效应，有利于提升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激发规模经济和创新活力。这些地区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不仅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也汇聚了高端人才、资金与技术，对全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起到关键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另一方面，中西部部分省份和东北地区仍面临人口外流的压力，劳动力资源持续减少，这不仅削弱了本地市场的消费能力，也使地方财政税基收缩，公共服务供给面临更大挑战。若该趋势未能得到有效应对，可能进一步拉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影响整体协调发展的格局。

2025年，随着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7.89%，城镇化进程将从高速规模扩张阶段转向质量提升新阶段。人口流动呈现新的特征，迁移选择更加注重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就业机会与发展前景。这一转变对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公共服务体系均提出了更高要求。人口大量涌入的地区，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方面面临供给压力；而人口持续流出的区域，则可能出现公共资源闲置、设施利用效率下降等问题。

为积极应对上述挑战，在“十五五”时期，必须加快构建与人口流动新格局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供给与政策保障体系。一方面，应尊重人口迁移的客观规律，支持优势区域进一步增强集聚能力，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对区域发展的辐射与带动功能。另一方面，须切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人口流出地区的定向支持，实施差异化政策，避免“一刀切”带来的资源错配。同时，应进一步完善人口流动与财政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布局之间的联动机制，推动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相适应，助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

4.4 对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影响 

人口结构的深刻变迁通过多重路径影响创新活动的核心主体与宏观环境，对“十五五”时期我国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带来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从挑战方面看，年轻人口规模逐渐缩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社会的整体创新活力。由于年轻人通常更富有探索精神、敢于冒险并具备更强的适应与学习能力，其比例下降可能导致原创性思维和颠覆性创新数量减少。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伴随社会整体风险偏好的下降，公众和企业更倾向于规避不确定性，这种心态可能进一步抑制创新活动和创业意愿。此外，随着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的不断增加，政府与社会的财政资源将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原本可用于科技研发的公共与私人投资，影响长期创新资源的可持续供给。

然而，人口结构演变同样蕴含重要的积极影响。随着教育普及与质量提升，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2025年，16—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1.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60%，理工类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为科技自主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早在2018年，中国高校理工科毕业生数量已超过美国的6.5倍，“工程师红利”正在不断显现，推动产业技术升级与创新系统能力整体增强。另一方面，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迫切需求也倒逼科技应对，尤其在智慧医疗、老年康护、智能辅具等领域的创新步伐加快。例如健康监测穿戴设备、智能居家养老系统、远程诊断服务等应用迅速崛起，既改善了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培育出一批高成长性的科技产业。此外，为应对劳动力供给趋紧，企业更积极地推进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由此促进了节约劳动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综上所述，人口结构变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特征：既带来创新主体规模、社会风险态度及资源分配等方面的挑战，也通过人力资本积累、需求引致创新和诱导技术变革等机制创造新机遇。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优化创新政策环境、完善创新激励与科技金融体系，能够有效缓解其不利影响，充分发挥积极效应，使技术创新成为应对人口结构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五、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战略建议

5.1 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保持适度生育水平 

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必须从问题的根源入手，采取综合措施提升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已处于极低水平，例如2024年已降至‌1.09，远低于维持人口总量稳定的更替水平（通常为2.1）。为有效扭转这一不利趋势，在“十五五”期间，应全面构建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切实减轻家庭在生育、养育和教育方面的多重负担，营造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环境。

首先，经济支持政策是核心措施之一。应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制度，逐步扩大其覆盖范围，确保更多育龄人群受益；落实并优化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相关费用明确纳入扣除范围；制定差异化的住房政策，在租赁和购房方面向多子女家庭提供倾斜支持，例如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或提供购房补贴；同时，探索建立常态化的育儿补贴制度，按月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育儿津贴，缓解经济压力。以湖北省宜昌市为例，该市通过将合法生育妇女的产假延长至1年，配偶护理假增加至30天，并同步实施生育医疗费用全额报销以及按月发放育儿补贴等举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政策效果。

其次，服务支持政策也至关重要。要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扩大服务供给，提高0-3岁婴幼儿入托率，满足多样化的托育需求；支持企事业单位自建或合建托育机构，为职工提供便利安全的托育服务；鼓励社区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构建社区托育网络；此外，还应加强生殖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普及优生优育知识，提升服务可及性与质量。例如，福建省通过专项奖补政策，在2024年成功新增普惠托位1.7万个，有效缓解了众多家庭的托育难题。

再次，时间支持政策有助于帮助职工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应严格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保障女性职工合法权益；探索建立父母共享的育儿假制度，鼓励男性共同承担育儿责任；推动用人单位实施弹性工作制，如远程办公、灵活工时等，为职工照顾家庭提供便利。同时，要坚决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权益，消除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并为因生育中断职业的女性提供再就业培训与支持，帮助其顺利重返工作岗位。

最后，文化引导政策是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基础。应积极培育和推广新型婚育文化，推进婚俗改革，大力破除高价彩礼、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支持搭建公益性的婚恋交友平台，为适龄人群提供诚信可靠的婚恋服务；加强舆论引导，倡导积极健康、负责任的婚育观念，广泛宣传家庭价值与生育意义，最终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

5.2 优化劳动力配置，全面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面对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长期趋势，'十五五'时期必须着力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三方面推进：

一是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潜力。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建立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劳动参与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创新用工模式，采取弹性工作制、非全日制等灵活雇佣方式，积极吸纳老年人再就业；加强老年人职业技能培训和终身学习支持，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和适应能力。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一家先进制造企业与当地职业院校合作开设'银发工匠'专项培训班，一位60岁的高级技师通过系统培训掌握了智能制造设备操作技能，成功重返关键技术岗位，这一案例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是着力促进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完善青年就业创业支持体系，加强职业规划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切实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权利，消除招聘、晋升等环节的性别歧视，营造公平就业环境；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公共服务保障，提升其在城镇的稳定就业能力和城市归属感。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明显偏低，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全面融入城市生活。

三是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优化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构建与现代产业体系相适应的人才供给体系；大力推进数字化赋能，建立覆盖全民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帮助劳动者持续更新知识技能，适应技术变革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同时，全面加强人口健康管理，完善慢性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延长人口健康预期寿命，不断增强劳动力身体素质和工作能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5.3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所带来的多重挑战，'十五五'规划时期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完善与优化升级。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面，要着力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通过统一缴费比例和待遇标准增强制度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同时积极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商业性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构建起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此外还需稳妥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科学调整养老金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确保养老保险基金长期收支平衡。

在医疗保障制度优化方面，要持续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稳步提高普通门诊费用报销比例并扩大保障范围；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该制度在2024年已覆盖约1.8亿人口，未来需要进一步扩大保障覆盖面和服务供给能力，切实满足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护需求；同时深化医养结合服务模式，推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多种形式合作，为老年人提供连续性、一体化的健康养老服务。

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要建立健全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明确服务项目、内容标准和保障范围；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模式；全面推进城乡公共基础设施适老化改造，加快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以上海市为例，该市正在深化智慧养老院建设，通过物联网技术和智能设备实现老人健康数据的实时监测与预警；河南省则积极推进乡镇养老服务中心转型升级，计划到2025年新增医养结合型养老床位2.4万张，这些创新实践都为全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5.4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人口空间布局 

针对人口区域分布不平衡这一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十五五'时期需要系统性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着力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首先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科学研判各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现有开发强度，制定差异化的人口调控和经济发展策略，引导人口要素合理流动；要有序促进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等优势地区适度集聚，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和集聚效应；同时要加大对生态脆弱地区、农村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培育内生发展动力，避免因人口过度流失而导致区域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其次要健全有利于人口自由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破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激励人口流入地政府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覆盖范围；要建立建设用地指标、财政投入等资源要素与人口规模变化相适应的动态调整和优化配置机制，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配置公平性。

最后要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统筹协调职能，逐步缩小地区间、城乡间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差距；要加大对人口流出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积极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推动优质资源向薄弱地区延伸覆盖，不断提升全体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5.5 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为应对劳动力数量下降对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十五五”规划期间，必须进一步突出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系统推进：

第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应逐步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积极引导企业增强研发投入意识；同时不断强化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研发布局，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原始创新水平；此外，还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创造潜能。

第二，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进程；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法治环境；积极发展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和政策倾斜，助力其成长壮大。

第三，着力培养和吸引高水平创新人才。需要加强理工科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扩大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强化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吸引和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理工科毕业生群体，“工程师红利”显著，只要进一步优化创新政策与环境，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必将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

表：'十五五'时期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战略框架

六、结论与展望

基于2025年人口数据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入分析，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呈现出总量开始负增长、结构持续老龄化、整体素质稳步提升的三大特征。这一历史性转变不仅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更将对“十五五”时期的经济发展带来全方位、多层次的深远影响。从挑战方面来看，劳动力资源供给逐渐减少、国民储蓄率趋于下降、社会保障体系面临更大压力等多重因素，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然而，从积极方面来看，人口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银发经济所带来的消费与产业新机遇、以及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进步，也为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与空间。

面对这样一种复杂而深刻的人口与经济新形势，“十五五”时期必须坚定以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来支撑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导向，切实把人口变量全面、系统地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规划与政策设计中。具体来看，需重点从以下几个维度积极发力、扎实推进：

一是加快人口政策转型步伐。要从过去单纯注重人口数量调控，全面转向提升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建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通过构建全方位的生育支持体系，切实降低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有效释放生育潜力，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同时，要持续加强优生优育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为未来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要主动适应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区域布局。积极培育和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着力推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有序转移，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三是推进社会政策系统性改革。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发挥老年人经验丰富、稳定性高的优势。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劳动者适应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的能力。

四是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培养造就大批创新型人才，充分释放“工程师红利”。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弥补劳动力数量短缺的影响，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在健康养老、智能辅助、劳动力替代技术等关键领域加强创新布局，更好满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多元化、个性化社会需求。

在科学有效的政策干预和系统推进下，我国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成功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通过积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结构优化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并进，“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仍可保持稳定健康发展态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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