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献忠 博士 研究员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韩国政坛向来被视为财阀与世家子弟的角斗场，而李在明却以贫民窟走出的草根形象撕开了权力游戏的裂缝。这位出身寒微的政治家，在2026年初率领由三星、现代等企业高管组成的经贸代表团访华时，用一句“外交不是街头吵架”的朴实宣言，向世界展示了与传统外交截然不同的务实路线。他在国会力排众议推动恢复国家稳定，他在APEC峰会上提出“全球AI基本社会”愿景，一个超越意识形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新型外交范式正在东亚崛起。

一、通过多边外交在“鼓点”与“伤痕”间平衡

李在明的务实外交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其为实现经济目标的灵活身段。2026年初，他完成了就任后的外交“首秀”，行程安排本身就是其外交哲学的生动注脚：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随后马不停蹄，于1月13日飞赴日本奈良，与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这种“访华后旋即访日”的紧凑节奏，旨在向各方传递其均衡外交的信号。

在对日交往中，李在明展现了高超的“平衡术”。一方面，他积极营造合作氛围，将首次正式会谈地点选在高市早苗的家乡奈良，试图借地方人文的亲近感拉近关系。会谈中，他主动将分歧与合作议题进行区分处理，强调应“以包容和务实的态度寻找合作契合点”。这被外界视为试图与立场保守的高市早苗在“发展优先”的鼓点上达成某种“同频共振”。

另一方面，面对历史问题，他并未放弃原则。在奈良的联合记者会上，李在明开宗明义地指出，韩日之间“依然存在一段段未解的历史伤痕”。这一表态让试图营造亲密氛围的高市早苗略显尴尬。这种“经济上唱合作调，政治上划原则线”的做法，正是其实用主义外交的精准体现——既寻求现实利益，又不失国家尊严。

二、深化经贸合作在“捆绑”与“自主”间寻求空间

李在明的务实外交不仅体现在中日之间，在处理对美这一核心关系时，其策略是“深化合作”与“争取自主”并行。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与战略要求，韩国选择了深度绑定与利益交换。

根据2025年10月达成的一项关键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总计3500亿美元，用于双边造船合作及先进产业合作，以此换取美方的关税削减。为确保这一庞大投资计划落地，韩国贸易保险公司计划到2030年提供总额49万亿韩元的低息贷款，其中2026年即安排8万亿韩元，专项支持在美投资的韩国企业。这标志着韩美经济同盟的进一步深化。

然而，这种“捆绑”并非单方面让步。李在明政府试图在合作框架内为韩国争取最大利益。例如，在造船合作领域，韩国政府联合相关机构设立了25万亿韩元的金融配套计划，并建立政府、保险机构和主要造船企业间的沟通渠道，旨在保障韩国企业的参与度和竞争力。同时，韩国贸易振兴公社致力于推动出口多元化，以改变过度依赖半导体、汽车等少数产业的现状，分散经济风险。这表明，李在明的“务实”包含着在顺应大势的同时，于夹缝中为韩国产业谋求出路的深远考量。

三、推动中韩关系从“政冷经热”到“政经双热”战略

李在明的务实外交为中国提供了深化对韩合作的历史机遇。其2026年初的访华之行，阵容庞大，成果丰硕，签署了涉及供应链、数字经济、能源科技等领域的15份合作文件，被韩方视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元年”的标志。

这次访问推动中韩关系呈现出从“政冷经热”向“政经双热”过渡的清晰态势。双方宣布建立“中韩经贸合作对话机制”，并深化产业园合作，从机制上保障了未来经贸关系的稳定性。合作的领域也迈向高端，双方同意深挖人工智能、绿色产业、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李在明在访华期间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并在访日前明确表示韩国在中日矛盾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似乎很有限”，婉拒了被拉入对抗阵营的企图，这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消除了不确定性。

我们要应对杂音干扰，分清主流与逆流，保持战略定力。中韩关系改善的进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始终伴随着来自韩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杂音。就在李在明结束访华行程归国后不久，韩国国内部分势力便上演了极具针对性的干扰戏码。2026年1月上旬，在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某议员主办的研讨会上，“驻韩国台北代表部”人员公然发表错误言论，妄称“韩国政府承认的一个中国不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然挑战国际关系准则和中韩建交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该在野党代表张东赫等人也迅速提出诸如“要求网络评论标注国籍”、“限制外国人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权”等极具排外和煽动性的政策提案，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华风暴”。

对于涉台错误言论，我国外交部及驻韩国大使馆的反应迅速、立场坚定、边界清晰。大使馆发言人第一时间发表严正声明，明确指出该言论“纯属无知，既违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也挑战了韩国在中韩建交联合公报中承诺的一个中国立场”，并强调“中韩双方对这种严重错误言论都不可容忍、坚决反对”。声明同时将矛头精准指向活动的组织者，强调“韩国国会议员作为立法机构成员和民意代表，具有官方身份和重要政治影响。我们明确反对韩国国会议员同台方交往，或邀请台机构人员参加活动”。这番表态，在原则问题上划清了不可逾越的红线，也向韩国官方传递了明确信号，展现了维护核心利益的决心。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应对展现了高度的战略自信与定力，并未被少数杂音牵着鼻子走，陷入过度反应的被动局面。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这类事件的发生，根源在于韩国独特而复杂的政治社会生态：一是政治斗争的外化。韩国政治极化严重，在野党为牵制和攻击执政党，惯常将外交议题工具化。李在明访华取得成果后，在野党立即操弄涉华敏感议题，本质是国内选举政治的精算，意在刺激保守派选民情绪、稳固基本盘，并非代表韩国国家外交政策的转向。二是复杂的社会情绪。韩国社会对华认知存在显著“温差”。受历史纠葛、媒体偏见、产业竞争及外部煽动等多重因素影响，一部分民众对华存在负面情绪。甚至有民调显示，韩国是受调查国家中唯一一个对华正面印象持续下降的国家。这种民意为在野政客操弄反华议题提供了土壤。但需清醒认识，这主要是一种由极右政治势力推动的政治性仇华情绪，并不能代表韩国社会对华的主流意见，韩国政府及学界对此已有诸多批评之声。三是外交空间的局限性。李在明政府虽有意改善对华关系，推行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但其外交空间受到韩美军事同盟的刚性制约。在野势力此时发声，亦有受外部仇华势力推动向政府施压、限制其外交灵活性的意图。

因此，中国外交在坚决“反弹”、明确底线之后，选择了更为睿智的应对：将个别政客的操弄与韩国政府政策区分开来，将嘈杂的舆论噪音与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区分开来。我们没有让这一事件发酵成一场全面的外交危机，而是明确指出“任何借台湾问题干扰破坏中韩关系的企图，相信中韩两国人民都不会答应”，并呼吁双方“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这充分说明，我们绝不会中少数反对两国友好势力的圈套，不会因局部的逆流而动摇推动战略合作的主流。

应对这类杂音，根本之道在于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与李在明政府及各阶层友华力量的务实合作，用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和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去夯实双边关系的基础，压缩投机政客的操作空间。历史多次证明，那些企图通过打“中国牌”捞取短期政治私利的行为，最终都不会得逞，而中韩两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追求，才是决定两国关系走向的根本力量。

四、务实外交的内核是东方智慧的现代演绎

李在明的成功绝非偶然，其背后是东方政治智慧的现代演绎。从“韬光养晦”到“务实平衡”，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其中：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民生改善重于政治表演。

在多个场合，李在明都强调外交应服务于国民生活。当他在2025年提出让韩国成为“全球AI排名前三的国家”时，当他在G20峰会期间促成多边合作时，这位贫民窟走出的政治家，正在用最朴素的智慧破解最复杂的国际政治与经济难题。

站在百年变局的十字路口，东亚各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李在明式的务实精神。当首尔的樱花与北京的玉兰在春风中相遇、中韩日三国的货轮在东亚的海域穿梭如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几个经济体的携手，更是一个地区超越历史心结、共同走向繁荣的希望。习近平主席曾深刻指出，推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始终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中方愿同韩方一道，牢牢把握友好合作方向，秉持互利共赢宗旨，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沿着健康轨道迈进。

这或许就是李在明式外交留给世界的最大启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唯有回归常识、尊重利益、服务人民，才能找到通往和平发展的康庄大道。而面对前行路上的杂音与逆流，唯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的立场和宏大的战略耐心，才能确保航船不偏航，最终抵达共赢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