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献忠 博士 研究员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当前，我们正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改革已步入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深水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面对结构性改革的艰巨任务，犹如攀登者抵达最后也是最险峻的山脊，唯有秉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实事求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勇气与智慧，才能成功跨越关隘，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为广阔的新境界。这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应对未来挑战、释放发展潜力的根本遵循。改革行至今日，表层易改的领域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深层次矛盾，需要一场更为彻底的思想洗礼与制度重构。

一、改革攻坚期：思想解放是突破深水区的核心先导

思想破冰始终是改革突围的先导。回望四十余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实质上是一部思想观念不断突破禁区的历史。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僵化，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突破，为商品经济正名；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响亮宣言，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深刻论断，将改革推向新高度。每一次历史性跨越，无不是以思想的闪电劈开观念的坚冰，为实践的洪流开辟航道。历史雄辩地证明，思想解放的深度，决定了改革创新的力度和社会发展的进度。

如今，改革进入“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攻坚期与深水区。我们面临的，不再是“帕累托改进”式的普惠性改革，而是触及深层利益格局调整、权力结构重塑的“非帕累托改变”。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篱、体制机制的惯性依赖、条块分割的行政壁垒，以及“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求稳心态，构成了改革新的“拦路虎”。这些矛盾集中体现于那些长期依赖行政包办、在计划体制色彩下运行、却又关乎公共服务与创新活力的关键领域。因此，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核心在于破除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路径依赖，打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二元对立思维，树立起基于法治、信用、监管与激励的现代治理理念。它要求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审视现行体制的效能瓶颈，敢于承认在部分领域，行政化管理的成本已高于其收益，形式上的“所有”与“控制”并未带来实质上的“安全”与“高效”。评价一切改革举措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必须始终遵循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当前推动的深化改革，正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这一锐利思想武器，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二、改革新挑战：破除行政化体制的积弊与风险

近期文博领域暴露的系列案件，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深水区”体制性积弊的严重后果与改革突围的极端紧迫性。以南京博物院为例，其暴露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据报道，该院馆藏珍贵文物曾陷入“鉴定迷局”，疑似通过内部程序被定性为“赝品”后低价流转，最终在公开拍卖市场以天价现身。这种“体制内流失”的路径，与上世纪九十年代该院发生的保管员直接盗窃案形式不同，但根源相通。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病灶：在封闭的行政化管理体系下，缺乏透明、制衡与有效的社会监督，专业权力可能异化，公共资产的安全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洞开。当保管、鉴定、处置的权力集中于缺乏外部制衡的闭环内时，制度本身的漏洞就会成为最大的风险源。

放眼全国更多行业领域，类似“国宝之殇”并非孤例。从公立图书馆珍贵字画被调包牟利，到一些科研院所仪器设备长期闲置锈蚀，更多的媒体产品服务无人听没人看……这些现象反复警示我们：在那些名义上“管得很死”、实则“责任虚置”的领域，僵化的体制非但不能成为资产的“保险箱”，反而可能因效率低下、激励不足和监督失效，成为资源错配、损耗乃至流失的“黑洞”。资产在账面上静止，价值却在现实中不断折旧；管理权在形式上紧握，风险却在暗处持续累积。这迫使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体制反思”：公共资产的保全与增值，究竟应依赖于层层审批的行政锁链，还是应依托于产权明晰、规则透明、监管到位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答案显而易见，改革已刻不容缓。

推动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是盘活巨量“沉睡资产”、破解公共服务供给侧矛盾、激发社会创新活力的关键战略突破口。 这场改革绝非简单的“甩包袱”或“私有化”，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管办分离、政事分开”，推动组织形式和治理方式从“行政化”向“社会化”、“专业化”和“法治化”的现代治理模式转型。改革的目标是双重的：既要坚决捍卫事业的“公共属性”和资产的“国家所有”底线，又要大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专业运营力量，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服务供给质量，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公益目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高校和媒体为代表的领域改革，其意义远超提升效率本身，它能够从三个维度深刻重塑发展格局：一是通过构建更广泛的参与和监督机制，极大地增强改革本身的“人民性”与道义正当性；二是为社会上沉淀的巨量民间资本开辟全新的、具有长期战略价值的投资通道；三是通过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服务产品，有效创造和引导新的消费增长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现党的领导。

三、关键领域改革：激活社会活力与资源效能的实践路径

1.聚焦教育改革，特别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迫切需要打破“政府单一举办、行政直接管理”的固有格局。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活力，根本上来源于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同频共振。高校的民营化改革探索，是增加改革“人民性”的生动实践。 当高校引入社会力量，实行董事会或理事会治理，其招生专业、课程设置、科研方向必然更直接地回应社会与产业的实际需求，其办学质量将直接接受学生、家长及用人单位的检验。这种“用户导向”的办学模式，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教育的核心服务对象，其选择权和满意度成为衡量办学成败的关键标尺，这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江苏某职业技术学院引入头部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将生产线前置到校园，让学生在校期间即解决真实产业技术问题，其毕业生竞争力和学校科研转化能力显著跃升，这生动证明了“产业需求牵引”的威力。深入观察全球教育图景更能获得启迪。美国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共生共荣，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的主导性作用，芬兰私立大学通过绩效合约承担国家创新使命，这些模式各异，但内核一致：成功的学习型组织，必然是高度社会化、拥有充分自主权并能灵活整合资源的现代治理主体。 因此，我们的改革方向，应坚定迈向“社会多元参与举办、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政府综合宏观监管”的新生态。这同时为民间资本开辟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投资通道。 教育是兼具社会价值与长期经济回报的领域，引导民间资本通过设立教育基金、捐资办学、共建实验室、设立冠名奖学金等方式有序进入，不仅能极大缓解财政压力，更能将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与资本的长期耐心，注入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全过程，形成“资本助力教育、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回报资本”的良性循环。最终，多样化、特色化、国际化的教育供给，将直接激发家庭对高质量教育与终身学习的消费需求，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消费升级，本身就是内需扩大的强劲引擎。

2.新闻媒体的改革，则承载着更为深刻的政治与时代内涵，是实现党的领导增强“人民性”正当性的关键场域。在深度融合发展的今天，推动主流媒体在坚持“党管媒体”根本原则和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积极探索采编与经营两分开框架下的市场化、专业化运营，不仅是生存发展所需，更是与时俱进践行“人民性”、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人民性”，在新时代核心体现为 “媒介共享”与“传播共治”。这深刻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的精辟论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激发人民的创造力，首先要保障人民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的权利。媒体的民营化或混合所有制改革，旨在打破单一的行政供给模式，其深层逻辑是相信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应是信息传播秩序的参与者和构建者。一个由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运营的、充满活力、竞争有序的媒体生态，能够从根本上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更敏锐地捕捉社情民意，更真实地反映社会多元声音，更有效地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从而将人民中蕴藏的无穷智慧和创造力，通过现代媒介充分释放出来。当媒体在股权结构、治理层面融入社会资本与社会智慧，它便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更深层次的利益关联与信任纽带，其报道将更接地气，其监督将更具公信力，从而在复杂多元的舆论场中，真正使主流声音获得发自民众内心的认同与共鸣，这无疑是改革正当性最坚实的基石。 从经济视角看，媒体领域的改革为民间资本打开了参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大门。现代传媒集团融合内容、技术、数据与消费场景，其市场化运营能够催生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智慧文旅等万亿级新消费市场。民间资本的进入，能带来灵活的经营机制、前沿的技术应用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助力主流媒体打造现象级产品，不仅引导舆论，更能创造和引领新的文化消费潮流，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更高层面统一起来。

3.审视文化领域，改革是让公共文化机构从“静态保管者”蜕变为“动态价值创造者”的必由之路。博物馆不应只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文物仓库”，而应成为市民与游客流连忘返的“文化客厅”和“精神家园”。通过探索“所有权与运营权适度分离”，引入专业策展、数字科技和文创开发团队，可以将厚重的历史以鲜活、时尚的方式呈现，在实现社会教育功能的同时，也能通过文创产品、特许经营、特展收入等实现一定的自我造血，反哺文物保护与研究。深圳图书馆系统通过委托专业机构运营，构建起覆盖全域、智慧便捷的“图书馆之城”，显著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与满意度，证明了专业化运营的卓越效能。出版社的转企改制或混合所有制改革，则是为了挣脱选题审批的漫长链条，建立以编辑和读者市场为中心的快速响应机制，从而在坚守文化品格的前提下，让好的思想、好的故事能够更顺畅地抵达大众，并实现IP的多元价值衍生。这些改革直接创造了文创产品、数字内容、知识服务等新的消费形态，引导公众将更多支出投向精神文化领域。

4.在医疗与科研这类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改革同样旨在引入“活水”，优化系统。在确保公立医院公益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在特定领域（如医院管理、特色专科、后勤服务）探索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引入国际通行的精益管理、DRG/DIP支付方式等，可以显著提升运行效率与患者体验。对于应用型科研院所，推动其与产业资本结合，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实行股权激励和成果共享，能够彻底扭转研发与市场“两张皮”的困境，使实验室的发现更快地走向生产线，让科学家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这不仅是技术的转化，更是将民间资本导入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管道，并最终通过新产品、新服务刺激和满足更高层次的健康与科技消费。

上述一系列改革的底层逻辑清晰而坚定：首先是坚持分类施策，科学界定公益一类与公益二类，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纯公益服务予以足额保障，对其他领域则大胆放开搞活；其次是推动产权明晰与治理现代化，推广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以“章程”为统领，厘清政府作为出资人的所有权、事业单位的独立运营权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权；最终目标是实现资产的系统性盘活与全民共享，将改革释放的效益、焕活的资源，更多地导向养老、托育、社区服务等民生短板领域，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改革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而贯穿其中的一条鲜明主线是：通过扩大社会参与（人民性）、畅通资本渠道（投资端）、提升服务品质（消费端），形成“人民受益-资本增值-消费升级”的良性循环，使改革赢得最广泛的民意基础，并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动力。 这一循环的成功运转，正是对 “三个有利于”标准 的当代践行，它最终体现为生产力的解放、综合国力的基石——人力资本的增强，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

四、社会共治格局：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治理升级

超越具体的事业单位范畴，在更宏大的视野中激发全社会、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创造活力，是构建现代“社会共治”格局、提升国家治理体系韧性的战略基石。 一个成熟、健康的现代社会，必然拥有一个发达、多元、自律的社会组织体系。历史与现实都表明，试图由政府包揽一切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文化服务与社会福利，不仅会使财政不堪重负，更会因不可避免的官僚化和单一化，难以满足社会日益精细化、个性化的需求。纵观全球，从哈佛、牛津等私立非营利性大学执学术牛耳，到无国界医生、世界自然基金会等跨国公益组织影响全球议程，再到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等应用科研机构成为行业创新引擎，无不彰显社会力量在提供高端公共服务、解决复杂社会问题上的巨大潜能与独特优势。

中国社会蕴藏着同样深厚的公益精神与参与智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一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专业人才和普通公民，拥有强烈的意愿与能力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关键障碍在于制度环境：准入的门槛是否过高？发展的空间是否充足？监管的规则是否明晰稳定？因此，深化改革的重心之一，应是全面梳理和清除阻碍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简化登记程序、建立基于信用和行为的分类监管体系、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构建公平的政府购买服务市场等措施，为社会组织的生长提供肥沃的土壤和阳光雨露。这不仅能有效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提升供给效率与多样性，更能培育公民的参与精神、合作能力与责任意识，使社会在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调节中实现更高水平的有机团结，最终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五、改革本质：政府自我革命与社会再造的深刻变革

党的领导在我们事业的兴旺发达的实践中坚持和实现。改革已进入“啃硬骨头”的关键阶段，这是一场绕不开、躲不过的深刻革命。它绝非对过去的否定，而是基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的自我革新与战略升级。它要求我们以“解放思想”的锐气，突破思维定势和利益固化的桎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精准诊断体制机制的症结；以“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魄力，推动系统性的制度创新与重构。高校、媒体等关键领域的民营化改革探索，正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着力点。它们通过构建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来夯实“人民性”根基，通过打开制度之门来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关乎国计民生的长远事业，最终通过提供更优质、更多元的产品与服务来创造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从而形成改革与发展最强大的合力。这场改革，从价值渊源上，承接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激发人民创造伟力的人民民主思想；从实践评判上，恪守了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从时代使命上，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它是一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伟大实践。

这场以激活社会活力、提升治理效能为目标的深刻变革，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政府自我革命与社会再造工程。它致力于科学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行动边界与功能互补关系：使政府从大量琐碎的微观事务和直接运营中抽身，更好地转向制定规则、维护公平、加强监管、优化服务的宏观管理者角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更广阔的领域得到发挥，尤其是通过公平竞争提升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效率；使社会在法治框架内获得充分的生长空间与自治权利，形成生机勃勃的自我建设能力。唯有通过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我们才能彻底化解“深水区”的潜在风险，将体制内“沉睡”的巨量资产和民间蕴藏的巨大潜能，真正转化为驱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磅礴动能，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石与精神支撑，确保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牢牢把握历史主动，开创属于新时代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