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基础研究的战略部署

1. 全会精神的核心论述与战略定位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部署源于对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深刻洞察——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而我国高质量发展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的关键阶段，亟需通过科技现代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破解发展瓶颈。全会公报中10次提到“科技”、8次提及“创新”、2次提到“新质生产力”，这些高频词汇不仅凸显了科技创新的战略优先级，更构建了“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完整逻辑链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科技创新与国家发展的内在关系：一方面，全球科技竞争已进入“无人区”探索阶段，基础研究的原创性突破成为抢占制高点的关键；另一方面，我国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后，传统增长动能逐步减弱，唯有通过基础研究突破才能催生颠覆性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全会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正是基于这一战略判断，标志着我国科技发展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领”的历史性转变。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科技创新已进入“跟跑、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2024年国家创新指数排名跃居全球第十位，研发投入强度达2.68%，超过欧盟平均水平（2.2%），但基础研究占比仅为6.88%，与美国（17.8%）、日本（12%）等科技强国仍有差距。全会提出的战略部署，正是要通过系统性改革破解这一结构性矛盾，为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奠定基础。

2. 基础研究在全会部署中的核心地位

全会明确将“加强原始创新”作为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任务，强调要“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这一部署既延续了“十四五”期间“四个面向”的战略方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又在基础研究定位上实现了深化升级——从“支撑应用”向“引领发展”转变，从“单点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

对比“十四五”与“十五五”规划可见，基础研究的战略定位呈现三个显著变化：在目标导向上，从“补齐短板”转向“锻造长板”，更加注重在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培育先发优势；在组织方式上，从“分散布局”转向“集中攻坚”，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整合战略科技力量；在评价标准上，从“数量规模”转向“质量贡献”，突出“从0到1”原创性成果的价值。这种转变的背后，是我国科技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当技术差距从“代际差”缩小为“层级差”，唯有原始创新才能打破路径依赖、实现换道超车。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为此部署了三方面关键举措：一是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在基础前沿领域部署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如量子纠错、脑机接口等；二是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强化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作用，推动“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并重；三是建立基础研究长期稳定支持机制，通过财政专项、基金引导等方式，保障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的定力。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基础研究从“跟跑”到“领跑”的制度保障体系。

3. “十五五”时期基础研究目标的内涵解析

“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的核心目标，其内涵可从四个维度深化理解：

在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维度，目标是实现从“单点突破”向“系统协同”的跃升。《建议》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要求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整合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资源，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的全链条生态。具体指标包括：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优化，国家实验室在重点领域的集中度提升至60%；创新联合体覆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20个关键领域；跨区域科研协作效率提高30%，如长三角“光源+X”跨区域研发平台已实现设备共享率85%。

在原始创新能力维度，核心是解决“从0到1”的突破不足问题。《建议》明确“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量化目标包括：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从2024年的6.88%提升至10%-15%；高被引论文中“开辟新研究范式”的原创性成果占比从8%提高至15%；在量子信息、物质科学等领域培育5-8个全球领先的研究方向。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达2500.9亿元，若保持年均14%的增速，2030年可突破6000亿元，为目标实现提供支撑。

在关键核心技术维度，重点是实现“卡脖子”领域的自主可控。《建议》提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具体指向20个领域的攻坚清单：集成电路实现28纳米全流程国产化，工业母机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精度达0.001毫米，基础软件操作系统市场占有率提升至45%。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在28纳米芯片制造、14nm EDA工具等方面已取得突破，国产化率从2020年的5%提升至18%，为“十五五”突破奠定基础。

在人才支撑维度，目标是构建“战略人才—青年人才—技能人才”的梯队体系。《建议》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具体措施包括：战略科学家数量增长50%，青年科技人才占比稳定在55%以上，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扩大至年均300万人次。2024年我国35岁以下科研人员占比已达56%，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青年领军团队，但顶尖人才仍相对稀缺，需通过评价机制改革进一步激发活力。

二、我国基础研究从“跟跑”到“并跑”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1. 投入规模与结构演变（2020-2024年）

“十四五”期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实现历史性跨越，为从“跟跑”向“并跑”转变提供了坚实支撑。2024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达2500.9亿元，较2020年的1467.0亿元增长69.3%，年均复合增长率14.0%，增速连续五年高于研发总投入增速（年均10.5%）。从年度数据看，2021年突破1600亿元，2022年跨越2000亿元大关，2023年接近2300亿元，2024年再创历史新高，规模稳居世界第二，是日本（约1200亿元）的2.1倍、德国（约1000亿元）的2.5倍。

投入结构持续优化，基础研究占研发总投入比重从2020年的5.50%提升至2024年的6.88%，五年间提高1.38个百分点，年均提升0.28个百分点，快于“十三五”时期（年均0.15个百分点）。分来源看，财政资金占比约60%，企业投入占比提升至12%（2020年仅为8%），社会资本通过捐赠、基金等方式参与度逐步提高，形成“多元投入、协同发力”的格局。例如，深圳市2024年基础研究经费中企业投入占比达25%，华为、腾讯等企业设立基础研究实验室，直接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自由探索。

区域布局呈现“东强西兴”特征。东部地区依托创新集群优势，贡献全国75%的基础研究经费，其中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占比超40%；中西部地区增速加快，内蒙古2024年基础研究经费达9.2亿元，同比增长20.1%，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创新资源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但与国际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仍存在“总量领先、强度不足”的问题：2024年基础研究占比6.88%，虽创历史新高，但仍低于美国（17.8%）、日本（12%），也未达到“十四五”规划中7%的目标值，需在“十五五”期间持续加大投入强度。

2. 创新能力国际比较与结构性特征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4》显示，我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从2020年的第14位跃升至2024年的第10位，成为唯一进入全球前十的中等收入国家，得分70.1分，与日本（72.5分）、英国（74.3分）的差距缩小至2.4-6.8分。这一进步主要得益于知识创造能力的显著提升：2024年我国高被引论文数量占全球总量的23%，连续五年位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达335.1万件，数量保持全球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7.6万件，排名世界第二。

但深入分析可见，创新能力呈现“长板突出、短板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在“知识创造”分指数上，我国排名第七位，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论文被引频次已超过美国；但在“创新绩效”分指数上仅排名第二十二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35%）低于德国（48%）、韩国（45%），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比（32%）与美国（45%）、英国（42%）差距显著。这种“重产出、轻转化”的现象，反映出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不够的问题。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巩固但投入强度不足。2024年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76.5%，较2020年提高3.2个百分点，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仅为12%，而德国西门子、美国英特尔等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均超25%。50万家高新技术企业中，仅3.2%设有基础研究部门，表明企业在原始创新中的作用仍需强化。

国际合作深度有待提升。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合发表论文数量从2020年的8000篇增至2024年的1.2万篇，但成果平均影响力较欧美合作低19%。在国际大科学计划中，我国主导的项目占比仅为8%，低于美国（35%）、欧盟（28%），反映出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仍需提升。

3. “十四五”期间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

“十四五”期间，我国基础研究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一批原创性成果进入国际第一方阵。

量子科技领域实现多维度突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队构建105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祖冲之三号”，量子纠错研究进入实用化阶段，使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在超导量子和光量子两种物理体系均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2025年3月，我国首次实现跨越亚非大陆1.29万公里的星地量子通信，合肥、上海等16个重点城市建成量子城域网，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量子通信网络。这些突破使我国在量子纠错技术、量子通信实用化等方面与美国基本处于同一水平，部分指标领先。

生命科学领域原创能力显著提升。我国科学家发现调控卵母细胞周期转换的全新机制，为生殖健康研究开辟新方向；基因编辑技术实现兆碱基级别多染色体精准操纵，相关成果发表于《Nature》；新冠病毒mRNA疫苗、重组蛋白疫苗等多技术路线并行突破，累计接种超34亿剂，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覆盖98%县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时间缩短至2小时内。2024年国产创新药上市数量达“十三五”时期的2.8倍，泽布替尼、舒格利单抗等12款1类新药进入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打破欧美药企技术垄断。

物质科学领域依托大科学装置取得系列原创成果。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运行，中国环流三号（HL-3）达成1.6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均刷新世界纪录，使我国核聚变研究从“跟跑”欧美转向“并跑”主导。2025年7月，我国自主研制的35.10万高斯稳态强磁场磁体问世，磁场强度位居全球第二，为核磁共振成像等高端仪器国产化奠定基础。散裂中子源帮助航空航天材料研发周期缩短50%，在芯片、新能源等关键领域解决“卡脖子”问题。

空间科学探索成果丰硕。“天宫”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嫦娥六号”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并揭示月球背面存在年轻岩浆活动，颠覆了传统月球演化认知。“中国天眼”（FAST）发现509颗新脉冲星，占全球同期发现总量的60%以上，其中毫秒脉冲星双星系统研究成果入选《Science》年度十大科学突破。2025年7月，西藏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一期实现首光观测，成功获取150吉赫兹频段月球和木星辐射图像，为探索宇宙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这一领域我国已与美国LIGO、欧洲Virgo处于同一梯队。

三、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路径与制度创新

1. 新型举国体制的实践创新与效能

新型举国体制是实现基础研究“领跑”的制度保障，其核心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协同机制——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通过政府战略引领整合分散资源。全会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在基础前沿领域部署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这一机制在实践中形成了“战略规划—资源整合—任务攻关—成果转化”的闭环体系。

在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上，我国重组国家实验室体系，推动中科院、高校和领军企业形成“三位一体”攻关模式。合肥量子科学实验室整合中科大、中科院物理所等单位资源，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领域取得14项国际领先成果；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布局14个大科学装置，形成“一小时实验圈”共享机制，资源共享率达78%，较传统模式效率提升40%。这种集群化布局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还通过学科交叉催生原创性突破，如上海光源与蛋白质设施联用，帮助科学家解析新冠病毒受体结合机制，相关成果发表于《Nature》。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揭榜挂帅”“赛马机制”等新型组织方式打破了传统行政壁垒。在第三代半导体材料领域，通过“企业出题、科研答题、市场阅卷”的模式，整合清华大学、华为、三安光电等产学研力量，使我国在碳化硅、氮化镓等材料的技术差距从5年缩短至1-2年。沈阳机床通过“揭榜挂帅”攻克五轴联动数控系统，精度达0.001毫米，成功打破德国西门子垄断并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叶片加工。数据显示，采用新型攻关机制的项目，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0%，成果转化率提高25%。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采用“预研—建设—运行—评估”全周期管理模式，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协同创新网络。截至2024年，全国已建成5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其中运行设施27个、在建23个，总投资超3000亿元。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建设中突破了超大型索网结构、高精度馈源舱等10余项关键技术，带动了大型超导、精密制造等产业升级；散裂中子源已支撑完成200余项材料微观结构研究，助力量子材料领域取得6项国际领先成果。这些设施的运行不仅产出了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科研成果，还培养了2000余名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

2. “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生态构建

全会强调要“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构建“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孵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转化率从2020年的35%提升至2024年的45%。

概念验证与中试平台建设取得突破。针对基础研究成果“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瓶颈，《建议》提出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设100个国家级中试基地，提供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全流程服务。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建设的临床前研究平台，配备2000平方米GMP车间，帮助科研团队将候选药物从实验室阶段推进至临床试验的周期缩短50%；上海张江药谷的中试基地已支撑23个一类新药完成转化，其中3个进入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截至2024年三季度，制造业重点领域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82%，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4.6%，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提供了产业基础。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强化。《建议》明确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2024年，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76.5%，较2020年提高3.2个百分点；华为、比亚迪等企业牵头组建的创新联合体覆盖5G、新能源汽车等12个领域，攻克关键技术136项。深圳华大基因联合高校开发的基因测序仪，国产化率达95%，成本较进口产品降低60%，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二。这种“企业出题、科研答题、市场阅卷”的模式，有效解决了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

区域创新体系形成特色模式。北京通过“三城一区”（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一体化，2024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达8200亿元，占全国1/3；上海依托长三角协同创新网络，打造“上海光源+X”跨区域研发平台，吸引苏浙皖120家企业参与联合攻关；深圳则以市场为主导，形成从基础研究（深圳湾实验室）到应用研究（清华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再到产业化（南山科技园）的全链条生态，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9年居全国城市首位。这些探索为“十五五”期间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体系提供了实践经验。

3. 国际科研合作中角色转变与“领跑”话语权提升

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的角色正从“参与执行”向“方向主导”转变，这一趋势在中美、中欧及“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中均有体现，为基础研究“领跑”积累了国际资源。

在中美合作中，中国科学家的领导份额从2010年的30%增长至2023年的45%，预计2027-2028年将与美国持平。《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25年研究显示，在物理和工程领域，中国主导的合作项目占比已达48%，其中量子纠错技术研究在全球顶级论文中占比超过美国6个百分点。例如，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量子点光电器件”项目，由中方科学家提出研究方向并主导实验设计，相关成果发表于《Science》，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的引领地位。

与欧洲国家的合作中，中国的领导力提升更为迅速。在中英合作项目中，中国科学家已领导超过半数的研究，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领域主导制定12项国际标准。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SMILE）项目，中方承担70%的载荷研制任务，突破了大视场X射线成像等关键技术，使我国在空间物理探测领域从“参与方”变为“主导方”。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科研合作呈现“广度扩展”与“质量提升”并重的特点。2012-2025年间，中国投入约46亿美元支持国际学生项目，重点吸引肯尼亚、巴基斯坦等沿线国家的理工科人才。巴基斯坦数字丝绸之路联合实验室中，中国主导发表的AI农业应用论文占合作总量的63%，研发的智能灌溉系统使当地小麦亩产提高25%。但研究同时指出，此类合作的成果平均影响力较欧美合作低19%，需通过提升合作层次、聚焦前沿领域进一步提高质量。

在国际大科学计划中，我国从“参与方”向“发起方”转变。牵头组织“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中国部分建设，贡献全球20%的观测能力；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项目中，我国承担的超导磁体、偏滤器等关键部件研制任务均提前完成，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这些实践不仅提升了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还为基础研究“领跑”集聚了国际资源。

四、重点领域“领跑”突破的典型案例

1. 量子科技：从“单点突破”到“体系领先”

量子科技是我国基础研究“领跑”的标杆领域，已形成“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的全链条优势，部分方向进入全球“领跑”行列。

在量子计算领域，我国实现“双体系突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构建的105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祖冲之三号”，量子比特数较2021年“祖冲之二号”（66比特）增长59%，量子门操作保真度达99.8%，在特定任务上的计算速度比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快10²⁴倍，继续保持超导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世界纪录。同时，“九章三号”光子量子计算机实现255个光子操纵，求解高斯玻色采样问题比超算快10¹⁴倍，使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在两种物理体系均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IBM“秃鹰”量子处理器（1121比特）虽在数量上领先，但量子纠错技术仍处于理论验证阶段，实用化进度落后我国约2年。

量子通信领域形成“星地一体”网络。我国建成全球首个星地量子通信网络，包括“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京沪干线”“武合干线”等地面光纤网络，以及合肥、上海等16个城市的量子城域网，实现“星地一体、多域互联”的通信能力。2025年3月，我国首次实现跨越亚非大陆1.29万公里的星地量子密钥分发，传输速率达1.2Mbps，较2017年“墨子号”实验（1.2kbps）提升1000倍，为构建全球量子通信网络奠定基础。美国虽在量子通信芯片研发上领先，但尚未形成规模化网络，我国在系统集成方面已实现“领跑”。

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向实用化迈进。基于量子传感原理的原子磁力仪灵敏度达5fT/Hz¹/²，较传统仪器提升3个量级，已应用于地质勘探、脑科学研究等领域；量子重力仪实现10⁻⁹g精度测量，为资源勘探提供全新工具。这些技术使我国在量子精密测量领域与德国、美国形成“三足鼎立”格局，部分应用场景领先。

2. 物质科学：大科学装置支撑的原创突破

物质科学领域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在核聚变、强磁场、材料科学等方向实现“领跑”，为新能源、航空航天等产业提供底层支撑。

核聚变研究持续刷新世界纪录。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运行，较2021年（1056秒）延长10秒，创造可控核聚变持续时间新纪录；中国环流三号（HL-3）装置达成1.6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离子温度较国际同类装置高20%，为聚变堆设计提供关键参数。这两项突破使我国在核聚变稳态运行、高参数控制方面领先美国（DIII-D装置最高运行温度1.2亿摄氏度，持续时间300秒）、日本（JT-60SA装置2025年启动实验），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的核心技术贡献国。

稳态强磁场技术跻身全球前列。我国自主研制的35.10万高斯稳态强磁场磁体问世，磁场强度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的45万高斯），但能耗仅为其60%，成本降低50%。该磁体已应用于核磁共振成像、量子材料研究等领域，帮助科学家发现5种新型拓扑量子态，相关成果发表于《Nature》《Science》。相比之下，日本最高稳态磁场为32万高斯，德国为30万高斯，我国在磁体设计、制冷技术等方面已实现“领跑”。

散裂中子源助力材料科学突破。东莞散裂中子源建成后，为航空航天材料研发提供了先进表征平台，使钛合金构件疲劳寿命评估周期从传统方法的18个月缩短至6个月，效率提升67%。在芯片领域，通过中子散射技术解析光刻机镜头材料微观结构，帮助长春光机所突破28纳米光刻物镜制造技术，国产化率从0到1提升至60%。目前，我国散裂中子源用户覆盖全国28个省市，年完成实验课题超500项，在材料科学领域的支撑能力已超过英国卢瑟福实验室，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处于同一水平。

3. 空间科学：从“跟跑探测”到“原创发现”

空间科学是基础研究“领跑”的战略前沿，我国通过“天宫”空间站、深空探测、天文观测等任务，实现从“被动跟随”到“主动规划”的转变，部分发现改写国际认知。

月球探测实现“领跑”突破。“嫦娥六号”完成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带回2000克月壤样品，通过同位素分析发现月球背面存在20亿年前的年轻岩浆活动，颠覆了“月球在28亿年前已停止火山活动”的传统认知。相比之下，美国“阿波罗计划”采样限于月球正面，苏联“月球”系列探测器采样量不足200克，我国在月球地质演化研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后续“嫦娥七号”将开展月球南极水冰探测，计划2026年发射，有望进一步巩固领先地位。

天文观测设备全球领先。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发现509颗新脉冲星，占全球同期发现总量的60%以上，其中包括21颗毫秒脉冲星、5颗双星系统，为引力波探测、黑洞研究提供关键数据。2025年7月，西藏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一期实现首光观测，成功获取150吉赫兹频段月球和木星辐射图像，灵敏度较美国南极BICEP实验高30%，使我国在原初引力波探测领域进入全球第一方阵。

中微子物理研究跻身国际前列。江门中微子实验于2025年8月完成2万吨液体闪烁体灌注并正式运行，探测器规模是日本超级神冈探测器的2.5倍，将精确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有望破解宇宙物质—反物质不对称之谜。该实验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有机玻璃球（直径35.4米，误差小于2毫米）、光电倍增管等关键设备，国产化率达95%，建设周期较国际同类项目缩短3年，成本降低40%。相比之下，美国DUNE实验计划2030年运行，欧洲ORCA实验规模仅为江门实验的1/3，我国在中微子物理领域已实现“领跑”布局。

五、实现“领跑”的保障机制与未来展望

1. 投入机制：多元资金体系与长效支持

构建“财政+金融+社会资本”多元投入体系，是保障基础研究“领跑”的资金基础。全会提出“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优化科技支出结构”，这一机制在实践中形成了“稳定支持+竞争性资助”的双轨模式。

财政投入发挥“压舱石”作用。2024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达1.2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专项转移支付增长15.3%，高于整体财政科技支出增速（9.3%）。自然科学基金委实施“原创探索计划”，允许70%的经费用于“无明确产出”的探索性研究，2024年资助项目催生光子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态等原创成果。地方层面，内蒙古通过“包干制+负面清单”管理，将经费使用自主权交还科研人员，2024年基础研究经费达9.2亿元，同比增长20.1%，带动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涌现。

金融工具创新拓宽投入渠道。我国推出“科创贷”“专利贷”等金融产品，2024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5.8万亿元，同比增长22%；设立科技创新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科技项目，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规模达3440亿元，重点支持设备材料、芯片制造等短板环节。深圳开展“天使投资税收抵扣”试点，个人天使投资按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带动社会资本年投入基础研究超50亿元。

基础研究“倍增计划”明确量化目标。《建议》提出“十五五”期间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达到10%-15%，按2024年研发投入3.6万亿元、基础研究占比6.88%计算，需年均提升1个百分点以上，这要求财政科技投入增速保持在12%以上。若按此增速，2030年基础研究经费将突破6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为“领跑”提供资金保障。

2. 人才支撑：战略人才力量与评价改革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全会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为基础研究“领跑”提供智力支撑。

战略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突破。我国实施“战略科学家领航工程”，2024年新增两院院士中，45岁以下占比达18%，较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支持3.2万名青年科研人员，35岁以下科研人员占比提升至56%，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青年领军团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战略科学家、顶尖技术专家仍相对稀缺，我国每万名研发人员中顶尖人才数仅为美国的1/3，需通过“揭榜挂帅”等机制让青年人才挑大梁。

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破除“四唯”倾向。《建议》明确“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将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考核体系”，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中国科技大学试点“创新学分”制度，学生参与企业技术攻关可折算毕业论文学分，已有15个团队的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浙江大学推行“长周期评价”，对基础研究项目实行“五年一评估”，允许科研人员在一定周期内自主调整研究方向。这些改革有效激发了人才创新活力，2024年我国科学家在《Nature》《Science》发表论文数量达189篇，较2020年增长65%。

产教融合培育复合型人才。我国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建设200个现代产业学院，定向培养工业软件工程师、高端装备维修工等紧缺人才；扩大基础学科本硕博贯通培养规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36所高校试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年招生规模达5000人。企业层面，华为与30所高校共建“鸿蒙生态学院”，培养操作系统研发人才；比亚迪联合职业院校开设“新能源汽车班”，年输送技能人才2万名，形成“教育—科技—产业”协同育人格局。

3. 2035年远景展望与风险挑战

展望2035年，我国基础研究有望在5-8个领域实现“领跑”，整体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但也需应对国际竞争、原创短板、区域不平衡等多重挑战。

在优势领域培育全球领先优势。量子科技领域，预计2030年前实现1000比特级量子计算机实用化，量子通信网络覆盖全国主要城市；人工智能领域，突破自主可控的算法框架，大模型训练效率较2024年提升10倍，算力规模占全球30%以上；生物技术领域，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进入临床应用阶段，原创药物国际市场份额提升至15%。这些领域的“领跑”将带动我国国家创新指数排名进入全球前5位，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达15%，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面临的风险挑战不容忽视。国际竞争加剧对基础研究形成外部压力，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限制对华半导体技术出口，导致我国EDA工具进口依存度仍达82%；基础研究原创理论不足，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仍然较少，2024年我国科学家在《Nature》《Science》发表的论文中，开辟新研究范式的仅占8%，低于美国（42%）；区域创新资源分布不均，中西部地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利用率较东部低15-20%，人才流失现象依然存在。

应对策略需坚持“自主创新+开放合作”并重。在自主创新方面，强化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在“卡脖子”领域实现突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基础研究评价机制，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在开放合作方面，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加入CPTPP、DEPA等高水平协定；依托“一带一路”科技联盟，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建设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全球科技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的基础研究跨越战略，既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随着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基础研究必将从“跟跑”向“领跑”跨越，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科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