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与时代意义

2025年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作为“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建议》，以“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为主线，系统擘画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蓝图。这一部署不仅延续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扩大内需”的战略方向，更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将国内市场的战略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应对风险挑战、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核心抓手。

从历史维度看，“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逻辑的深层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全球化红利，我国形成了“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对外贸易依存度一度超过60%。随着经济体量扩张和全球格局调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12年起持续超过50%，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已达56.6%，内需主导型经济特征日益凸显。二十届四中全会立足这一基本国情，将“强大国内市场”定位为“新发展格局的坚实基础”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既体现了对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也彰显了主动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战略定力。

在“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的历史坐标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具有特殊紧迫性。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增速放缓至2%左右，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三年低于经济增速。与此同时，我国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后，消费结构加快向服务型、品质型升级，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增长点不断涌现，14亿多人口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正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潜力。全会提出“市场规模稳居世界前列、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保持在60%以上”的量化目标，正是要通过内需潜力的充分释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部署既保持政策连续性，又凸显创新突破。与“十四五”时期“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相比，“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强调制度性建设和质量效益提升：在扩大规模的同时，突出“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地方保护、行业壁垒；在刺激需求的同时，注重“供给创造需求”，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在畅通循环的同时，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实现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这种“量质并重”的发展思路，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清晰路径，也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战略部署，不仅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稳定器”，更是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加速器”。随着这一部署的深入实施，中国必将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以高质量内需牵引产业升级，在百年变局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战略背景与重大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既是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纲举目张的战略地位。

1.国际环境变化与发展主动权的把握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暗流涌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构成严峻挑战。近年来，部分国家推行“小院高墙”政策，在科技、贸易等领域实施极限施压，试图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将地缘政治博弈引入经济领域。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贸易限制措施数量同比增长18%，全球直接投资流量较2019年下降22%，国际经济循环的不稳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面临巨大风险，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成为我国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赢得发展主动权的战略基石。

从国际比较看，内需主导是大国经济的普遍特征。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国内市场，2024年美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5.2%，日本为38%，而我国尽管内需贡献率不断提升，对外贸易依存度仍达32.5%，高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这种差异既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也凸显了内需潜力释放的空间。通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我国能够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下，市场规模成为争夺产业制高点的关键筹码。当前，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越来越取决于市场应用场景的大小和技术迭代的速度。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2024年销量占全球60%）、5G基站数量占全球65%以上，这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新技术、新产品的快速迭代提供了“试验田”和“孵化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仅能够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向我国集聚，更能通过市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占据主动地位。

2. 国内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8.79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5%，消费连续多年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与此同时，我国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占比提升至46.1%，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蓬勃发展。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市场分割、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错配等问题，制约着国内市场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当前，我国居民对高品质商品、优质服务、绿色低碳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但供给体系仍存在“中低端过剩、高端短缺”的问题。例如，2024年我国高端医疗、教育等服务进口持续增加，反映出国内供给体系与消费升级需求之间的差距。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制约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供给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县域经济和农村市场是国内市场的重要潜力所在。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快于城镇1.4个百分点，但农村消费市场规模仅占全国的13.7%，城乡消费差距依然明显。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将加速释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需要以城乡融合发展为抓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形成城乡统一大市场，让农村市场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增长极。

二、强大国内市场的核心内涵与总体要求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涵盖市场结构、制度环境、循环效率的系统性变革。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顶层设计明确了其核心内涵与实施路径，为“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这一战略既立足当下破解发展瓶颈，更着眼长远塑造竞争优势，体现了对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发展阶段的精准判断。

1．“强大国内市场”的定义与特征

“强大国内市场”的核心要义体现为“大”与“强”的辩证统一。

“大”指向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包括商品和服务消费总量的稳步增长、投资空间的深度挖掘，以及城乡区域市场的协同拓展。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8.79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4亿人，这些数据印证了超大规模市场的坚实基础。未来五年，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和城镇化推进，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形成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

“强”聚焦市场质量的系统性提升，包含三个关键维度：市场统一性、要素流动性与供给适配性。市场统一性要求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壁垒，实现商品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要素流动性强调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通过深化改革释放要素活力。供给适配性则注重产业链供应链与消费需求的动态平衡，推动供给体系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三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强大”的核心特征。

对比“十四五”规划中“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表述，“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提法更突出制度性建设和质量效益导向。“形成”侧重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建设”则强调主动作为和系统推进，体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的战略转向。这种转变要求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更加注重市场规则的统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发展环境的优化，推动国内市场向更高层次跃升。

2．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逻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非封闭的内循环，而是通过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这一逻辑的核心在于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相互促进。国内循环的顺畅运行，能够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坚实支撑；国际循环的高效联动，则能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倒逼国内产业升级。两者辩证统一，共同构成新发展格局的完整体系。

内需主导与开放合作的协同，是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路径。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全球企业提供广阔机遇，2024年实际使用外资额达1162.4亿美元，连续1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国际合作，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占比提升至‌51.7%，形成内外联动的发展格局。这种协同效应既增强了国内经济的韧性，又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经济学家林毅夫曾指出，未来十年全球新增市场规模中约30%将来自中国。这一判断揭示了我国市场潜力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仅能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更能通过需求牵引和市场开放，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辅相成，共同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三、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点任务部署

围绕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战略目标，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了“提振消费、扩大投资、畅通循环”三大主攻方向，通过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协同发力，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这些任务部署既立足当前稳增长，又着眼长远促转型，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政策实施框架。

1. 大力提振消费：从“商品为主”到“商品服务并重”

消费升级浪潮下，我国消费市场正经历从“物质型”向“服务型”、“生存型”向“发展型”的深刻转变。2024年服务消费占比达46.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10%，绿色消费规模同比增长10%，消费新动能加速培育。全会提出“商品服务并重”的消费发展战略，旨在通过供给创新释放多层次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构成消费升级的三大主线。数字技术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催生直播电商、即时零售、元宇宙社交等新业态，2024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15.52万亿元，其中直播电商规模突破5.33万亿元。绿色消费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自发，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60%，节能家电市场渗透率超55%，低碳生活方式逐步普及。健康消费需求全面爆发，2024年医疗健康服务市场规模达9万亿元，康养旅游、家庭医生等细分领域增速均超15%，消费结构呈现“品质化、个性化、多元化”特征。

政策工具箱持续扩容，精准破解消费堵点。针对大宗消费，实施新一轮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2024年累计补贴超112亿元，拉动相关商品零售额超1.3万亿元‌；针对新型消费，出台数字消费促进计划，建设200个国家级新型消费示范城市；针对服务消费，放宽养老、托育等领域市场准入，推动带薪休假制度落实。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育儿补贴政策在12个试点城市落地，覆盖0-3岁婴幼儿家庭，直接带动母婴消费市场增长9.8%，政策杠杆效应显著。

银发经济、冰雪经济等新兴赛道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2024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3.1亿，老年用品市场规模突破‌5.4万亿元，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等服务需求年均增长20%以上。北京冬奥会效应持续释放，2023-2024年冰雪旅游人次达4.3亿，带动冰雪装备、培训服务等产业链规模突破9800亿元。这些细分市场的崛起，不仅拓展了消费空间，更推动消费结构向多元化升级。

绿色建材的增速扩大，与2025年保障性住房开工目标（600万套）直接相关。当前消费领域仍面临能力与意愿双重制约。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54.3%，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5.1%）持续低于GDP增速（5%），社会保障体系仍需完善。未来需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消费环境优化、公共服务补短板等综合举措，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2.扩大有效投资：优化结构与提升效益

投资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内市场的供给能力和循环效率。全会强调“有效投资”导向，要求聚焦“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重大工程）和民生短板，推动投资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2024年民间投资占比达50.1%，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5.2%，呈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的良好格局。

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协同发力，形成1+1>2的政策合力。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科技创新、生态环保等领域，2024年安排4250亿元，部分项目带动显著（如海绵城市1600亿元）；民间投资则通过PPP模式、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在新能源、数据中心等领域占比超70%。“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将新增10万亿元市场空间，其中5G基站、特高压等七大领域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全面放开，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民生类投资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双轮驱动。2024年全国新开工保障性租赁住房‌172万套（间），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4万个，教育、医疗领域投资分别增长8.9%和12.2%，民生短板加速补齐。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4.8%，建成5G基站470.5万个，算力总规模达‌280 EFLOPS，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显著增强。这种“补短板”与“锻长板”并重的投资策略，既拉动当前需求，又夯实长远发展基础。

投资效率提升成为重中之重。针对部分领域存在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问题，全会提出建立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严格执行产能置换、能耗“双控”政策，2024年淘汰落后产能涉及企业1.2万家，盘活存量资产超5000亿元。未来将重点推广“以投代补”“以奖代补”等市场化方式，引导资金更多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推动投资结构向“创新驱动、绿色低碳”转型。

3.破除统一大市场卡点堵点：制度创新与要素流动

统一大市场是强大国内市场的制度基础，也是畅通国内循环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市场“大而不强”的突出表现，就是存在规则不统一、监管不协调、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地方保护主义、“小循环”思维尚未完全破除。全会将“制度创新”作为突破口，部署实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程，推动国内市场从“分割”向“整合”、“低效”向“高效”转变。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体系加快完善。在市场准入方面，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事项从2018年的157项缩减至2024年的106项，缩减幅度达30%，真正实现“非禁即入”。在公平竞争方面，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专项行动，2024年查处地方保护案件327起，罚款金额超15.2亿元。在标准统一方面，发布《国家标准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推动31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与国际接轨，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标准一致性率提升至92%。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向纵深推进。土地要素方面，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2024年盘活存量工业用地23万亩，单位GDP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8.3%；劳动力要素方面，取消62项职业资格许可，实现社保关系跨省转移接续“一网通办”；数据要素方面，建立72个国家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额突破1600亿元，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破除。

地方保护与“内卷式”竞争得到有效遏制。针对部分地区存在的“小闭环”“诸侯经济”问题，开展统一大市场建设“回头看”，清理废除地方保护政策文件1.8万份，拆除公路限高限宽设施2.1万个。创新区域协调机制，建立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市场监管协同平台，实现12类重点商品质量抽检结果互认，跨区域执法协作案件年均增长35%，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虹吸效应和辐射效应初步显现。

随着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地实施，我国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制度优势，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供坚实保障。下一步需持续强化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结合，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让统一大市场释放出更大发展动能。

四、地方实践探索：以“百千万工程”为例的基层创新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离不开基层实践的创新探索。广东省实施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通过系统化政策设计和差异化发展路径，将县域经济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有机结合，为全国范围内释放基层市场潜力提供了鲜活样本。这一工程以县为单元、镇为节点、村为基础，通过资源整合与制度创新，正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激活超大规模市场的“神经末梢”。

1. 广东“百千万工程”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体系

“百千万工程”构建了“1+N+X”的立体化政策框架，形成系统推进的制度保障。“1”即《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作为统领性文件明确总体目标：到2027年实现县域GDP突破12万亿元，乡镇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行政村集体收入全部达到50万元以上。“N”指33项配套政策文件，涵盖产业发展、要素保障、民生改善等领域，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方案》等，形成政策合力。“X”则包括各地市结合实际制定的具体实施方案，如广州“强县促镇带村”行动、佛山“村改赋能”计划等，确保政策落地精准有效。

“五级书记”抓落实机制为工程推进提供组织保障。省委书记牵头挂帅，建立省、市、县、镇、村五级党组织书记负责制，将“百千万工程”纳入地方党政正职考核，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2024年全省共选派1.2万名干部下沉基层，组建38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部门协同合力抓”的工作格局。这种高位推动机制有效破解了基层资源分散、协调困难等问题，2024年县域重点项目开工率达92%，较往年提升15个百分点。

分类施策模式精准匹配不同区域发展需求。针对122个县（市、区）、1609个乡镇（街道）、2.6万个行政村的差异化禀赋，实施“三类县、四类镇、五种村”的分类发展策略。县城分为优先发展县、加快发展县、生态发展县，分别侧重产业升级、园区建设、生态保护；乡镇分为中心镇、专业镇、特色镇、一般镇，推动功能互补；行政村则根据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型、生态保护型、城乡融合型、搬迁合并型、红色文旅型村庄。这种差异化路径避免了“一刀切”，2024年分类培育的40个示范县、100个示范镇、1000个示范村已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模式，其中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共建产业园带动投资超800亿元。

工程实施两年来，40个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持续释放。从“光伏+农业”的南雄模式到“文旅融合”的德清路径，从“数字赋能”的遂溪实践到“绿色转型”的乳源探索，基层创新活力不断迸发。2024年全省县域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7%，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乡镇新增市场主体42万户，“百千万工程”正成为激活县域经济的“金钥匙”，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供坚实的基层支撑。

2.城乡融合与县域经济振兴的实践路径

广州片区探索的“生态+产业”协同发展模式，为生态敏感区实现绿色崛起提供了有效路径。环南昆山—罗浮山生态发展引领区依托两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优势，构建“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产业体系。在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发展森林康养、中医药种植、生态旅游等环境友好型产业，2024年片区旅游综合收入达186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高端民宿集群接待游客量突破300万人次，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这种模式打破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证明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

新型农房建设与低碳技术应用推动乡村面貌系统性升级。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推行新型农房建设标准，将绿色建筑技术、智能设施配套、文化元素融入农房设计，2024年完成1.2万户农房改造，新建农房全部达到节能50%以上标准。从化区推广的“光伏农房”模式，实现屋顶光伏发电、农房保温隔热、农业观光体验多重功能，单户年均发电收益达6000元，碳减排量约1.2吨/年。增城区试点的“装配式农房”建设周期缩短40%，建筑垃圾减少70%，成本降低15%，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更培育了绿色建材、节能设备等新增长点，2024年全省农房改造带动相关产业产值超200亿元。

县域经济振兴的成效直接体现在民生改善数据上。增城墨园村通过“古村落活化+文创产业”模式，将闲置老宅改造为非遗工坊、艺术民宿，2024年村集体收入从改造前的8万元跃升至126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8%，吸引32名青年返乡创业。从化南平村依托生态资源发展康养产业，引入社会资本建设高端度假酒店，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获得双重收益，2024年接待游客量突破50万人次，带动农产品溢价销售达30%以上，“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创新为县域经济注入新动能。广州市建立“城市技术+县域资源”“城市资本+县域项目”的合作模式，2024年推动120家城区企业向县域转移，共建产学研基地45个，带动县域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40%。花都区与连州市共建“飞地园区”，实现税收分成、产值统计、GDP核算三地共享，2024年园区产值突破50亿元，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这种要素流动模式打破了城乡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广东正逐步构建城乡互补、区域协调的发展新格局。2024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45:1，较工程实施前缩小0.18，县域消费市场规模突破1.8万亿元，增速达9.3%，基层市场潜力加速释放，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供了生动的地方实践样本。

五、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协同推进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与推动高水平开放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强大国内市场为高水平开放提供坚实基础，高水平开放则为国内市场升级注入持久动力。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这一部署深刻揭示了双循环协同推进的内在逻辑，为新发展格局下统筹发展与安全指明了路径。

1.强大国内市场对高水平开放的支撑作用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强磁场”。随着国内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我国正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市场”转变，对全球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的吸引力显著增强。202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达1162.4亿美元，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提升至11.7%，医疗仪器设备、计算机设备制造业增速突出（分别增长98.7%和21.9%）。特斯拉上海储能工厂、空客天津A320neo生产线等重大外资项目落地，不仅带来直接投资，更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技术溢出和配套升级。这种“市场换技术、技术促升级”的良性循环，正是强大国内市场支撑高水平开放的生动体现。

产业链韧性的提升得益于国内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不确定性，我国依托覆盖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构建起“备份产能+应急储备+技术替代”的产业链安全体系。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本土配套率达85%，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核心部件自主可控能力显著增强；芯片设计产业规模突破‌6460亿元，国产EDA工具市场渗透率提升至30%。这种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的产业链自主可控，并非追求“全产业链自给自足”，而是通过关键环节自主可控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为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奠定基础。

“关起门来搞市场”的观点本质上是对双循环战略的误读。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与扩大对外开放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统一体。我国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2024年将清单事项减至106项，较2018年首次发布时缩减30%；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零关税”商品清单管理，2024年免税购物销售额突破470.3亿元。这些举措表明，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实践证明，只有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只有保持高水平开放，才能为国内市场注入持续活力。

全球资源要素的集聚正在重塑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正从“要素输出型”向“要素集聚型”转变，2024年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回国创新创业达12.8万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同比增长23%，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比重超35%。这种要素集聚效应不仅提升了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更使国内市场成为全球创新成果的“试验田”和“应用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

2.制度型开放对国内市场升级的倒逼效应

制度型开放通过规则对接倒逼国内供给体系质量提升。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不同，制度型开放更注重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国际接轨，这对国内市场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上海、广东等自贸试验区试点“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制度，2024年跨境数据流动试点项目达136个，带动数字服务出口增长28%；在海南开展“零关税”商品“即购即提”试点，推动通关效率提升60%，这些规则创新不仅便利了国际贸易投资，更倒逼国内监管体系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转型。

标准与认证的国际互认加速国内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2024年主导制定国际标准186项，在新能源汽车、移动通信等领域的国际标准话语权显著提升；实施“同线同标同质”工程，推动3500家企业通过国际认证，内销产品质量与出口产品接轨，带动高端消费品国内市场份额提升至42%。这种“以开放促标准、以标准提质量”的路径，使国内供给体系更好适应消费升级和国际竞争需求，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精造”“中国智造”转变。

“反向飞地”“双百行动”等合作模式为国内市场注入新活力。“反向飞地”通过在创新资源密集的海外城市设立研发中心，实现“研发在海外、转化在国内”，2024年我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研发机构达1200余家，引进先进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超500个。“双百行动”（百家跨国公司对接百个产业集群）推动巴斯夫、西门子等跨国公司与国内产业集群深度合作，2024年合作项目带动产业链升级投资超800亿元。这些创新模式既提升了国内产业的技术水平，又拓展了国内市场的发展空间，实现“开放—创新—升级”的良性循环。

制度型开放正在重塑国内市场竞争生态。通过引入国际竞争规则，我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4年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中跃升至第46位，其中“办理破产”“保护中小投资者”等指标进入全球前20。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实施，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文件9.3万份，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激发，2024年新登记市场主体2800万户，其中外资企业增长9.9%。这种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不仅增强了国内市场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更推动国内企业在竞争中提升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注入持久动力。

六、挑战与对策建议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当前仍面临消费潜力释放不充分、要素配置效率不高、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现实挑战。破解这些难题，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协同，推动国内市场向更高质量发展。

1.当前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主要堵点

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不足构成内需增长的核心制约。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5.3%）连续三年低于GDP增速（5.0%），基尼系数仍达0.462，收入分配差距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短板”，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层次有待提升，2024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仅为25.1%，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的支出压力使居民储蓄率维持在43.4%的较高水平，“不敢消费”的心态普遍存在。服务消费供给质量不高，2024年我国服务消费投诉率占比达43.14%，旅游、养老等领域的服务标准化程度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抑制了消费升级动能。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仍存在“中梗阻”。数据要素流通面临“确权难、定价难、监管难”三重挑战，2024年全国数据交易机构虽达65家，但跨区域数据流通案例不足总量的15%，数据价值释放受限。土地要素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打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额仅占全国土地出让总金额的0.38%，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在多数省份仍处于试点阶段。资本市场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不足，2024年高新技术企业直接融资占比不足23%，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30个百分点，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制约了市场活力。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市场分割现象尚未完全消除。2024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是西部地区的1.68倍，省域间市场监管标准不统一导致的“商品流通壁垒”仍存，如部分省份对省外建筑企业设置隐性准入门槛，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县域经济“弱质化”特征明显，全国县域GDP占比仅为38.6%，农村消费市场规模不足城市的1/3，城乡消费差距达1.79:1，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亟待完善。

部分领域“卡脖子”技术制约产业链自主可控。高端芯片、核心零部件、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对外依存度超过70%，2024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达2.4万亿元，新能源汽车高端芯片进口率超90%，技术短板不仅影响供给体系质量，更使国内市场面临“低端锁定”风险，削弱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2. 推动政策落地的关键举措

强化政策协同形成“组合拳”效应。财政政策应加大对消费基础设施的投入，2025年拟安排专项债1.2万亿元支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和冷链物流发展；产业政策聚焦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等重点领域，实施“以旧换新”补贴与绿色消费积分制度相结合的激励措施；区域政策深化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建设，建立跨区域税收分成、生态补偿等利益协调机制，破解“行政区经济”束缚。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释放制度红利。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2026年将全面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试点“数据资产入表”改革。营商环境优化聚焦“准入即准营”，推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种类再压减30%，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内。创新监管方式，在电商、金融等领域推行“沙盒监管”模式，为新业态发展留足空间。

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合力”。企业层面实施“链主企业+配套企业”协同培育计划，2026年重点支持100家领军企业构建开放式创新平台，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升级。高校与科研院所应强化市场导向的技术攻关，建立“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容错机制”，允许职务发明人享有成果转化收益的70%以上。社会组织方面推广“社区商业合伙人”模式，2024年全国已培育社区消费合作社2.3万个，带动就业超150万人。

“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行动成为城乡协同发展的有效载体。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有12.8万家企业与11.3万个村镇建立帮扶关系，投入资金超5800亿元，建设产业园区1.2万个，带动680万农民增收。广东“万企帮万村”模式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推动3200个行政村发展特色产业，村集体年均增收超50万元，这种社会力量参与的市场化机制，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供了基层实践样本。

结语：以强大国内市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根基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二十届四中全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阶段的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这一战略不仅关乎经济增长动力的重构，更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基础的核心支撑。通过内需潜力的充分释放、市场体系的深度改革、城乡区域的协同发展，我国正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和竞争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强大国内市场既是“稳定器”也是“推进器”。它通过消费升级牵引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借助投资优化补齐发展短板，依靠循环畅通提升经济整体效能。随着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突破，以及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将加速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强大国内市场则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通过城乡消费市场的协同繁荣，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将稳步提升，城乡差距逐步缩小；依托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中西部地区的市场潜力加速释放，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得到缓解；借助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持续增强，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需要始终保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战略定力。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我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冲外部风险；着眼长远发展，通过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这种立足自身、胸怀天下的发展智慧，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随着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贯彻，强大国内市场必将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实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