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意义

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议题，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未来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绘制了清晰蓝图。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复杂背景下，此次全会的召开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化发展，更是以制度创新破解发展难题、以体制优势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抉择。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这一论断在全会文件中得到深刻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从2012年的54万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134.9万亿元，年均增速约6%，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3%升至17.1%‌。人均GDP从39800元增至89358元（约1.2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但随着发展阶段转变，传统增长模式面临要素约束趋紧、创新动能不足、体制机制障碍等深层挑战。全会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正是通过构建更高效率、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续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标志着这一“伟大创造”进入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新阶段。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对体制改革提出迫切要求。从国际看，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加剧，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从国内看，经济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型关键期，2024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十年前提升62%，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数字经济规模达50万亿元，占GDP比重超40%，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仍存堵点。在此背景下，全会明确“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既回应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对要素配置效率的需求，也为应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化提供了制度底气。

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呈现系统性、协同性特征。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合力攻坚，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国企提升核心竞争力与民企发展环境优化并行；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10个重点区域开展综合试点；完善政府与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以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些部署既立足当下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信心不足、要素流动不畅等现实问题，又着眼长远构建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适应的体制支撑，形成“基础制度—要素配置—主体活力—治理效能”的改革闭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重大理论命题，更是紧迫实践任务。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到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发展方向，再到本次全会细化改革路径，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把握达到新高度。随着这些改革举措落地，预计到2035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将实现产权保护法治化、要素配置市场化、市场竞争公平化、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历史发展脉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与深化

1．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突破（1978-2012年）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始于1978年的思想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教条束缚，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开启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构建起“四梁八柱”式改革框架：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进财税、金融、外汇外贸体制改革，取消粮票等计划经济标志性产物。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确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一时期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历史性跨越。

2．新时代的系统性重塑（2012-2025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系统集成阶段。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论创新，标志着改革从“基础性作用”向“决定性作用”的质变。这一时期聚焦三大领域突破：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僵尸企业”出清，2024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比达40%；优化营商环境，推行“放管服”改革，全国市场主体总量从2012年5500万户增至2024年1.84亿户，民营企业贡献65%GDP、70%技术创新成果；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2020年《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使流转面积超5.5亿亩。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实现跃升：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构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框架，2020-2024年经济年均增长5.2%，在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推进制度型开放，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连续缩减，2023年实际使用外资1.2万亿元。这十年通过“顶层设计+基层探索”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度显著提升，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3．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战略升级

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以往改革基础上，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系统性部署，标志着改革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相较于“完善”阶段，“高水平”体现在三个维度：基础制度从“初步建立”到“完备定型”，明确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制度的法治化路径；要素配置从“局部试点”到“系统集成”，在10个综合改革试点地区推动土地、数据等要素协同配置；治理效能从“政策调控”到“制度保障”，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全会锚定“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的战略目标，提出“两步走”实施路径：2025-2030年重点突破要素市场化配置瓶颈，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2030-2035年实现制度成熟定型，形成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匹配的体制优势。这一部署与中国式现代化“两步走”战略紧密衔接，通过破除“重速度轻质量”“重效率轻公平”的体制机制障碍，为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提供制度支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体制创新引领发展变革的历史主动。

二、核心内涵与特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创新

1．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二十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体现为“两个毫不动摇”的协同深化与所有制结构的动态优化。在公有制经济领域，全会提出“切实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要求通过战略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推动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2024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已达3.8%，未来五年将重点攻关5G演进、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关键领域。针对民营企业发展，全会强调“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明确破除市场准入“玻璃门”“旋转门”，建立涉企政策“一站式”服务平台，2025年起在全国推行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对守信企业实施“无事不扰”监管。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进共强共优”生态加速构建。一方面，国企聚焦主责主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发挥“稳定器”作用，2024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占比提升至37.2%；另一方面，民企在创新活力、就业吸纳等方面优势持续释放，2023年民营企业贡献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全会特别提出“建立政府与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通过定期召开企业家座谈会、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等举措，畅通政策诉求渠道，形成“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的生动局面。

2．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统一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从“划边界”到“强协同”的范式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升级为“决定性”，意味着95%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形成，要素流动依据价格信号自主调节；政府则转向“有为”定位，聚焦制度供给（如全国统一大市场规则制定）、市场监管（公平竞争审查全覆盖）、风险防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三大核心职能。2024年长三角地区推行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通过跨部门业务协同，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日，彰显协同机制的实践效能。

宏观经济治理方式呈现精准化、协同化创新。构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的四梁八柱框架，2025年起实施“季度宏观政策预调微调机制”，根据PMI、CPI等先行指标动态优化政策组合；创新“政策效果模拟推演系统”，在10个试点城市开展政策实施前压力测试，确保调控“精准滴灌”而非“大水漫灌”。正如全会指出，要“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通过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2024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5.2%的中高速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约30%‌，展现强大韧性。

3．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全面升级

全会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从“分拆试点”迈向“系统集成”，传统要素与新型要素改革协同推进。土地要素方面，2025年起全国推行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企业拿地后即可开工，审批时间压缩60%；劳动力要素重点畅通人才跨区域流动渠道，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建立“技能证书互认联盟”，2024年跨省流动人口达3.1亿人。数据要素成为改革新焦点，北京、上海等试点地区建立数据交易场所，2024年全国数据交易规模突破1600亿元，算力基础设施规模达280EFLOPS，位居全球第二。

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取得突破，全国碳市场覆盖年排放量75亿吨，2024年碳配额成交金额达181.14亿元；排污权交易试点扩大至31个省份，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纳入招投标体系，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4．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完备性建设

全会着力夯实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四大基础制度。产权保护强化法治保障，2025年起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法》修订，将商业秘密保护纳入刑事追责范围；市场准入推行“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2025年版负面清单再缩减20项，“非禁即入”原则覆盖全行业；公平竞争审查实现“全覆盖+回头看”，2024年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政策文件1.2万件；社会信用体系建成跨部门协同平台，累计归集信用信息超过800亿条，守信联合激励案例达3200万次。这些基础制度的完善，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四梁八柱”支撑，2024年全国市场主体跨省迁移便利度提升70%，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指数较2020年提高28个百分点。

三、重点改革任务：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的关键举措

1．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是激活市场主体的重要抓手。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切实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通过战略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2025年起，中央企业将实施“创新倍增计划”，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4.5%，重点投向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等前沿领域。针对自然垄断行业，推进电网、铁路等环节市场化改革，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运营，2024年油气管道第三方公平接入率已达85%。地方国企改革聚焦“一企一业一主业”，2025年底前完成300家省属国企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调整，剥离非主业资产超2000亿元。

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是激发活力的另一引擎。全会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着力破除市场准入壁垒，2025年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缩减15项，在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领域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建立政府与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全国推开“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制度，2024年通过“政企直通车”平台解决企业诉求12.6万件。融资支持方面，实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效能提升工程”，2025年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长目标15%，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覆盖全部小微企业。浙江“无感监管”模式、广东“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创新平台等实践，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设提速，2025年起在10个试点地区全面推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建立“同地同权同价”交易规则，预计年入市规模达50万亩。产业用地推行“弹性年限+长期租赁”供应模式，上海、苏州等试点城市工业用地出让年限缩短至20年，企业用地成本降低40%。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2024年云南“标准地”出让占比达68%，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3个月，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人力资源要素流动渠道持续畅通。户籍制度改革深化，300万人口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升级，2025年实施“数字技能提升行动”，培训新型产业工人500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区域建立“人才跨区域评价互认联盟”，2024年跨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互认突破12万人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9.8%，为人才流动解除后顾之忧。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探索走深走实。10个试点地区重点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推出“数据资产质押融资”产品，2024年交易额突破800亿元；贵州“数据要素×”行动赋能制造业，带动企业生产效率提升25%。数据开发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上海建设国际数据港，打造金融、医疗等12个领域数据产品；深圳试点“数据收益权分享机制”，推动800家企业开展数据跨境流通。算力要素协同配置取得进展，“东数西算”工程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全面投产，2024年算力调度效率提升30%，数据中心平均PUE降至1.2以下。

3．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宏观调控创新实现精准化协同化。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机制不断完善，2025年建立“宏观政策协调委员会”，统筹赤字率、专项债、货币政策工具等调控手段。创新推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针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设立专项再贷款，2024年精准滴灌资金达1.8万亿元。预期管理能力显著增强，国家统计局建立“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实时发布平台，央行季度发布《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白皮书，引导市场主体形成稳定预期。2024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5.2%的中高速增长，CPI涨幅控制在2.1%，展现出良好调控成效。

经济监测预警体系实现智能化升级。国家发改委构建“经济运行大数据监测平台”，整合税务、海关等20个部门数据，实现40个主要经济指标实时监测。风险识别与处置机制不断健全，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对芯片、高端装备等100个关键产品实施“红黄蓝”三色预警，2024年成功化解12起产业链断链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强化，推出“债务风险智能预警模型”，将31个省份债务率纳入动态监测，隐性债务规模较2020年下降60%。

政府职能转变推动行政效能提升。“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全国推广，2025年实现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等50项高频事项“跨省通办”，审批时限压缩70%。国务院机构改革落地见效，组建数据局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重组科学技术部强化创新体系建设，行政事项审批集中度提升至85%。“互联网+监管”平台全面应用，2024年非现场监管占比达45%，涉企检查频次减少30%。正如全会强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通过治理效能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与活力持续增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

四、实现路径：以综合改革试点推动体制机制突破

1．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的实践探索

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抓手，2025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复北京城市副中心、粤港澳大湾区、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等10个重点区域开展试点，试点期限明确为2025-2027年。这些区域的选择兼顾战略定位与改革基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聚焦要素协同配置，成渝、武汉等中西部地区侧重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海南自贸港突出国际要素自由流动。

各试点地区形成差异化改革路径：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建立“数据资产登记—交易流通—收益分配”全链条机制，2025年6月上线全国首个数据要素质押融资平台，首笔5000万元数据资产贷款落地；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深化土地要素改革，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限出让+空间置换”模式，苏州工业园区通过“地均税收”考核倒逼企业亩均效益提升35%；粤港澳大湾区试点劳动力要素跨境流动，实施“港澳专业人士资格互认负面清单”，2025年已有2.3万名港澳工程师、建筑师在湾区执业。试点坚持“可复制可推广”原则，2026年将分批提炼20项改革经验向全国推广，为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试验田”和“样板间”。

2．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优化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统一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推动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等130项高频事项“跨省通办”“一窗通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清理废除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容的政策文件1.8万件，京津冀地区实现资质证书、检验检测结果互认；“证照分离”改革深化，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审批类事项压减68%，告知承诺制覆盖70%以上事项。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现“全覆盖+常态化”，市场监管总局建立“智慧审查平台”，2025年上半年拦截不公平政策文件3200件；涉企政策推行“精准推送”服务，依托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企业专属空间，为1.8亿户市场主体提供政策匹配服务，政策知晓率从2022年的65%提升至92%。上海“一业一证”改革、深圳“秒批”服务等创新实践，使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2012年的第91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23位，企业满意度达96.7%，充分印证改革成效。

3．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内外联动

制度型开放迈出新步伐，2025年起实施《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若干措施》，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12个领域对接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自贸试验区升级“压力测试”功能，海南自贸港实施“零关税”商品“即购即提”，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广东自贸试验区探索“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

开放平台建设提质增效，21个自贸试验区形成380项制度创新成果，2025年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比重达18%；进博会、广交会等展会升级为“全球新品首发地”，2025年第六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额达1280亿美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内外联动，中欧班列开行量突破2万列，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项目带动沿线国家对华贸易增长22%。开放倒逼改革效应显著，2025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再缩减15条，制造业领域全面取消外资准入限制，服务业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

4．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风险防控体系

经济安全保障机制不断健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建立“核心技术攻关清单”制度，2025年投入1200亿元研发经费用于芯片制造、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国产EDA工具市场渗透率从5%提升至28%；金融风险防控强化资本要素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实施“金融活水”工程，2025年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25%，房地产贷款集中度控制在28%以下。

数据安全领域构建“分类分级+负面清单”管理体系，出台《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2025年通过评估的跨境数据流动案例达3200起；粮食能源安全强化储备调节，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应急保供基地”双保障机制，煤炭、油气储备能力分别提升至4亿吨、30天消费量。风险预警响应实现“智能监测+快速处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开发“风险雷达”系统，2025年成功预警处置130起区域性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五、保障机制：确保改革任务落地见效的制度支撑

1．党的全面领导与统筹协调

党的全面领导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保证，二十届四中全会突出强调“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中央统筹、部门协同、地方落实”的改革推进体系。党中央层面成立“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定期召开专题会议谋划重大改革举措，2025年以来已审议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等12个专项方案。国务院建立“改革任务台账”制度，将全会部署的78项改革任务分解至31个部门，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2025年第三季度改革任务完成率达85%。

中央与地方协同机制持续完善，实行“改革任务清单+试点授权清单”双轨管理，允许试点地区对58项改革举措进行差异化探索。北京、上海等试点城市建立“市委深改委直接调度”机制，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纳入党政“一把手”工程；广东、浙江推行“改革观察员”制度，聘请200名企业家、学者监督改革落实。正如全会指出“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通过强化党的领导，2025年全国新增改革试点经验推广达46项，改革落地见效的“最后一公里”全面打通。

2．法治保障与政策协同

法治保障为改革提供稳定预期，2025-2027年将重点推进《产权保护法》《公平竞争法》《数据要素法》等立法进程，其中《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法》已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明确要素交易规则、收益分配等制度框架。政策协同机制不断健全，建立“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协调委员会，2025年第三季度联合出台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12项配套政策，形成“1+N”政策体系。

试点授权机制实现重大突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10个试点地区“改革先行先试权”，允许在数据跨境流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领域突破现行法规。司法部建立“改革合法性审查绿色通道”，2025年已为38项试点举措出具法律意见书。这种“立法先行+试点授权”的双轨模式，既确保改革于法有据，又为制度创新预留空间，2025年要素市场化配置领域新增制度创新成果67项，法治保障与改革探索形成良性互动。

3．考核评价与监督落实

改革成效评价体系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2025年起实施“改革成效指数”年度评估，设置要素配置效率（权重35%）、市场主体活力（30%）、治理效能提升（25%）、风险防控（10%）四大类指标。国家发改委建立“改革任务智能督办系统”，对78项任务实行“周调度、月通报、季评估”，2025年前三季度已对12个进展缓慢事项启动约谈机制。

监督问责机制强化刚性约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改革落实情况纳入政治监督重点，2025年查处改革不作为、慢作为问题136起。地方层面推行“改革成效第三方评估”，引入高校、智库对试点地区进行独立评价，评估结果与干部考核直接挂钩。通过“清单化管理+常态化监督”，2025年全国改革任务平均完成时效较上年提升40%，确保“十四五”改革目标与“十五五”规划无缝衔接，为2035年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实保障。

六、总结与展望：以体制优势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重大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从“框架构建”迈向“成熟定型”的历史新阶段。这一体制创新通过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持续释放制度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从实践成效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升2.3%，“两个毫不动摇”协同发力使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84亿户，制度型开放促进2024年跨境服务贸易增长18.6%。这些改革实践印证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制度支撑。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夯实物质基础，又彰显制度优势。通过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体制机制，2024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12.8%，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增速达17.3%，为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奠定产业基础。同时，这一体制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在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的平衡中，2024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降至0.462，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至4亿人，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深刻论断。

展望2035年全面建成目标，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将实现“三个跃升”：基础制度实现从“有效运行”到“完备定型”的跃升，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制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要素配置实现从“国内循环”到“全球协同”的跃升，数据、算力等新型要素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资源；治理效能实现从“政策调控”到“制度引领”的跃升，形成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匹配的体制优势。届时，中国将建成全球要素集聚能力最强、制度型开放水平最高、治理现代化程度最优的市场经济体之一，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以坚实的体制基础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