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下简称'两业融合'）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文以产业融合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分析框架，系统构建了两业深度融合联动机制的理论模型，深入剖析了技术渗透机制、组织协同机制、平台支撑机制、制度保障机制四大核心联动机制的作用机理。

基于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数据，本文全面分析了2021—2025年中国两业融合的发展现状。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80.89万亿元，占GDP比重升至57.7%；累计建成3.5万余家基础级智能工厂、8200余家先进级智能工厂、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高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9.0%；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9.1%。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两业融合已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本文深入解读了'十五五'规划纲要、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工信部等七部门《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8年）》等最新政策部署，结合湖南、江苏、广东、四川等地的创新实践，剖析了两业融合面临的体制机制壁垒、数据共享障碍、复合型人才短缺等现实挑战，并从技术赋能、组织创新、平台建设、制度优化四个维度提出了完善联动机制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联动机制；服务型制造；十五五规划

第一章绪论

一、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加速重塑。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显著趋势和核心特征。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传统的边界日益模糊，两业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相互赋能的态势不断增强，正在深刻改变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普遍将推动两业融合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方向。德国'工业4.0'战略将智能制造与服务型制造作为核心内容，美国'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强调制造业与信息服务的深度融合，日本'互联工业'战略推动制造业与数字技术的全面融合。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但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突出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偏低、品牌影响力有限等。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之一，在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深度不够，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等高端服务环节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与此同时，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在2025年首次突破80万亿元大关，达到80.89万亿元，占GDP比重升至57.7%，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然而，服务业同样面临结构优化和能级提升的迫切需求，需要通过深化与制造业的融合来拓展发展空间、提升服务能级。

2026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同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将深化产业融合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路径。202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8年）》，对服务型制造这一两业融合的核心形态作出系统部署。这些重大政策举措表明，推动两业深度融合已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方向。

二、研究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两业深度融合联动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传统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制造业或服务业的独立发展，对两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融合机制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尝试构建一个系统分析两业深度融合联动机制的理论框架，揭示技术渗透、组织协同、平台支撑、制度保障等核心机制的作用机理，丰富和拓展产业融合理论的研究边界。

从实践层面看，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有助于为各级政府制定两业融合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部署两业融合工作，但对融合机制的理解深度和政策的精准性仍有提升空间。第二，有助于引导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找准融合方向和切入点。企业在推进两业融合过程中面临'如何融''融什么'的困惑，需要清晰的路径指引。第三，有助于推动中国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通过深化两业融合，可以促进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时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三、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运用以下研究方法：一是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产业融合、服务型制造、两业融合等领域的学术文献和政策文件，把握研究前沿与理论脉络。二是统计分析法，基于国家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权威部门公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对中国两业融合的发展现状进行定量分析。三是政策分析法，深入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国务院服务业扩能提质意见、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等重大政策文件，把握政策导向与制度环境。四是案例研究法，选取湖南、江苏、广东、四川等地的两业融合典型实践进行深入分析，提炼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四、研究框架

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绪论，阐述研究背景、意义、方法与框架。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界定核心概念，梳理相关理论，综述国内外研究进展。第三章为中国两业融合发展现状分析，基于最新统计数据呈现发展全貌。第四章为政策体系与制度环境，系统梳理'十四五'以来的政策演进与'十五五'最新部署。第五章为深度融合联动机制分析，构建技术渗透、组织协同、平台支撑、制度保障四大机制的分析框架。第六章为地方实践与典型案例，分析湖南、江苏、广东、四川等地的创新实践。第七章为现实挑战与制约因素，剖析当前面临的主要障碍。第八章为对策建议与发展展望，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核心概念界定

先进制造业（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是指广泛应用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实现制造过程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制造业形态。与传统制造业相比，先进制造业具有技术密集、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等显著特征，主要包括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以及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转型升级的传统优势产业。

现代服务业（Modern Service Industry）是指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的、主要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服务业形态。与传统的商贸、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不同，现代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高附加值等特征，主要包括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研发设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节能环保服务等领域。其中，为制造业提供中间投入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

两业深度融合（Deep Integra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是指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在技术、组织、业务、市场等层面实现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动态过程。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1+1'叠加，而是通过技术渗透、组织创新、平台赋能、制度保障等联动机制，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双向赋能和价值共创。两业融合的核心形态包括服务型制造（制造业企业从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综合解决方案转型）和制造型服务（服务业企业深度嵌入制造业价值链提供专业化服务）两种基本模式。

二、产业融合理论

产业融合理论是分析两业深度融合的核心理论工具。产业融合的概念最早由Rosenberg（1963）在研究美国机械设备工业时提出，他发现了不同产业在技术基础上的趋同现象，称之为'技术融合'。此后，学者们将产业融合的研究从技术层面扩展到业务层面和市场层面。植草益（2001）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将产业融合定义为'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间的壁垒，加强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

产业融合通常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技术融合阶段，即不同产业共享相同的技术基础，如数字技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广泛应用；第二阶段是业务融合阶段，即不同产业的企业在业务层面开展合作，如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第三阶段是市场融合阶段，即不同产业的市场边界模糊化，形成跨界竞争与合作的新市场格局。当前，中国两业融合总体上处于从技术融合向业务融合过渡的阶段，部分领先企业和行业已进入市场融合阶段。

产业融合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特别是数字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产业融合提供了技术可能性；二是制度变革，政府放松管制和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了产业融合的制度成本；三是市场需求，消费者对一体化解决方案的需求日益增长，倒逼企业打破产业边界提供整合服务。对于两业融合而言，数字技术的渗透是最核心的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重塑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和服务业的供给模式，为两业深度融合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三、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为理解两业融合的组织机制提供了重要分析视角。科斯（Coase, 1937）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通过企业内部组织交易比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成本更低。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5）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理论，指出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三个关键维度。

从交易成本视角看，两业融合的本质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交易关系的内部化或准内部化。当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如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搜寻成本、合同不完备导致的履约成本、资产专用性导致的锁定成本等），企业有动力通过纵向一体化、战略联盟、长期契约等方式将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例如，制造企业自建研发设计团队或并购设计公司，就是将外部的研发服务交易内部化；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则是通过准内部化的方式降低物流服务的交易成本。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两业之间的交易成本结构。一方面，数字平台降低了信息搜寻和匹配的成本，使制造企业更容易找到合适的服务供应商；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提高了合同执行和履约监督的效率，降低了交易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数字时代的产业融合不一定需要完全的纵向一体化，通过平台化的方式实现准融合可能成为更高效的选择。

四、全球价值链理论

全球价值链理论为理解两业融合的价值创造机制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波特（Porter, 1985）的价值链理论将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分解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活动，揭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Gereffi等人（2005）将价值链分析从企业层面扩展到全球产业层面，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析框架。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是价值链升级的重要路径。传统的制造业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附加值最低；而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服务业环节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附加值最高。通过两业融合，制造业企业可以沿着价值链向两端延伸，从单纯的加工制造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高端环节拓展，实现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跃升。同时，服务业企业也可以通过深度嵌入制造业价值链，获得稳定的服务需求和持续的业务增长。

服务型制造是两业融合在价值链层面的典型体现。通过发展服务型制造，制造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或'卖解决方案'，企业的价值创造从一次性交易收入转变为持续性服务收入，从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延伸到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例如，装备制造企业通过提供远程运维、预测性维护、设备租赁等增值服务，不仅提升了客户粘性，也大幅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抗周期能力。

五、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两业融合的研究起步较早。Vandermerwe和Rada（1988）最早提出了'服务化'（Servitization）的概念，指出制造业企业从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包转变的趋势。Baines等人（2009）对服务型制造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总结了服务型制造的定义、特征和驱动因素。Lodefalk（2014）利用企业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对制造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发现服务投入的增加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国内学者对两业融合的研究近年来日益活跃。刘志彪（2016）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路径，强调了两业融合在价值链攀升中的关键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0）系统分析了中国两业融合的发展现状、主要模式和推进路径。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从投入产出视角测度了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程度和趋势。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数字化对两业融合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显著降低了两业融合的交易成本，拓展了融合的深度和广度。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文献支撑，但仍存在以下可拓展空间：一是对两业融合'联动机制'的系统分析相对不足，多数研究停留在融合模式或融合效应的描述层面；二是对'十五五'新时期两业融合的政策环境和战略方向的研究尚不充分；三是对两业融合联动机制的定量测度和实证检验有待加强。本文尝试在联动机制的理论构建和系统分析方面做出探索。

第三章中国两业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一、制造业发展基础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最大的制造业规模，为两业融合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十四五'时期，中国制造业在保持规模优势的同时，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新型工业化迈出坚实步伐，新质生产力积蓄强劲动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工业增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2025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八成，成为工业生产加快的重要驱动力量。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末，中国累计建成3.5万余家基础级智能工厂、8200余家先进级智能工厂、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5G基站达484万座，平均每万人拥有5G基站34个；具备千兆能力的10 GPON端口数达3162万个，5G演进网络已覆盖超330个城市，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在算力设施方面，中国已建成万卡智算集群42个，智能算力规模超过1590EFLOPS，位居全球前列。这些数字基础设施为两业融合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底座。

二、服务业发展基础

'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呈现规模稳步扩大、质效持续提升的良好局面。服务业增加值从2020年的574851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808879亿元，2021—2025年年均实际增长5.8%，增速比GDP年均增速高出0.4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55.5%提高至2025年的57.7%，连续11年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2025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1.4%，比2020年提高6.3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成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2021—2025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3.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0.7%，分别比GDP年均实际增速高出7.7个和5.3个百分点。2025年两者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8.7%和7.9%，比2020年分别提高2.0个和1.9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茁壮成长，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7.9%。2021—2025年，高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9.0%，显著快于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战略性新兴服务业持续向好，2021—2025年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9.1%。

三、两业融合的主要成效

在政策引导与技术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中国两业融合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第一，服务型制造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从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综合解决方案转型，服务收入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持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于2025年印发的《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8年）》，明确提出要'有力促进制造业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新空间、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服务型制造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智能工厂建设加速推进。截至2025年末，中国已累计建成从基础级到领航级的多层级智能工厂体系，覆盖机械、电子、汽车、医药、食品等众多行业领域。这些智能工厂通过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管理和制造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智能工厂的建设也带动了工业软件、系统集成、运维服务等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

第三，工业互联网平台蓬勃发展。工业互联网作为两业融合的重要载体，通过连接设备、软件、人员等各类生产要素，实现了制造资源的泛在连接和高效配置。平台企业不仅提供设备连接和数据采集服务，还向制造企业提供设备远程运维、预测性维护、能源管理、供应链协同等增值服务，成为两业融合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四，平台经济赋能两业融合。2025年，全国平台交易额（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6.7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29.1%。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快速发展，餐饮外卖、本地生活、在线健康、教育培训等线上服务持续扩容。2025年，直播电商交易额比上年增长超过10%；餐饮、生鲜等即时配送平台交易额比上年增长30.3%。这些平台经济新业态为制造业拓展了市场空间，也为服务业创造了新的增长点。

四、两业融合的主要模式

从各地的实践探索来看，中国两业融合已形成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模式。湖南省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成体系提出'嵌入式''强链式''延伸式'三类融合模式。其中，'嵌入式'融合是指将服务深度嵌入制造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各环节，如将工业设计服务嵌入产品开发流程；'强链式'融合是指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通过服务赋能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如发展供应链金融、提供检验检测服务等；'延伸式'融合是指制造企业从制造环节向服务环节延伸，如装备制造企业开展设备租赁、远程运维等服务。

从企业层面看，两业融合的主要模式包括：一是'制造+服务'模式，制造企业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从产品提供商向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二是'服务+制造'模式，服务企业通过深度嵌入制造企业价值链，提供专业化、定制化的生产性服务；三是'平台+生态'模式，通过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或产业生态圈，实现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四是'数字+融合'模式，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全面融合。

五、两业融合的区域实践

从区域分布看，两业融合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率先突破，呈现梯度推进的态势。苏州作为制造业大市和服务业强市，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2.77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达1.46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52.9%，对GDP增长贡献度达50.2%，创历史新高。苏州近4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与近200万家市场主体构成了庞大的产业生态，为两业融合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2026年6月，苏州发布《苏州市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2030年）》，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接近2万亿元的目标。

广州工控集团在'十五五'期间确立了'两业融合'与'国际运营'两大目标，构建'先进制造、产业投资、现代工业服务'三大主业协同发展格局。在先进制造方面，重点建设智能装备、汽车零部件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在现代工业服务方面，围绕'供应链服务、产业园区运营、产业数字化'三大方向，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工业服务体系。广东明确提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广州市进一步聚焦'工商并举、两业融合'，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第四章政策体系与制度环境

一、'十四五'时期政策回顾

'十四五'时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两业融合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202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化发展''鼓励制造业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为两业融合提供了顶层设计。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了10种融合发展新业态和10个融合发展试点城市，为两业融合提供了具体路径。

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动服务型制造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作出重要部署，强调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202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8年）》，这是首个专门针对服务型制造的系统性政策文件，勾勒出'制造+服务'深度融合的蓝图。这些政策文件的连续出台，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两业融合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推进的战略定力。

二、'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核心部署

2026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划纲要统筹需要和可能、数量和质量，设置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5个方面20项主要指标。在产业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战略任务的首位，明确提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具体而言，'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两业融合的部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在制造业转型升级层面，提出'推动技术改造升级，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第二，在服务业发展层面，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第三，在融合路径层面，强调要'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等新业态'。第四，在数字赋能层面，提出'促进实数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技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广泛应用。这些部署为'十五五'时期两业融合指明了方向。

三、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202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8年）》，是当前指导两业融合最具针对性的专项政策文件。该方案明确提出，要'有力促进制造业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新空间、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服务型制造体系奠定坚实基础'。方案从创新驱动、数字赋能、平台支撑、生态构建等方面提出了系统举措。

方案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着力'：一是着力提升服务型制造创新能力，鼓励制造企业围绕产品全生命周期，开展研发设计、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再制造等服务型制造业务；二是着力推动数字化转型，支持制造企业建设智能工厂、应用工业互联网，实现制造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和服务化延伸；三是着力构建服务平台体系，培育一批服务型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和示范企业，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模式；四是着力优化发展环境，完善服务型制造标准体系、统计监测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方案还提出，到2028年要培育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和领军品牌。

四、国务院服务业扩能提质意见

2026年4月1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的战略目标。该意见将'推动产业深度融合，构建协同发展新格局'作为四大重点任务之一，对两业融合作出了系统部署。意见提出，要'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等新业态'，同时'推动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流通、农村金融、乡村旅游等服务业'，以及'促进服务业内部融合，推动数字服务、金融服务、物流服务、商务服务等服务业态深度融合，培育跨界融合新业态'。

意见还从制度保障层面提出了促进两业融合的举措：一是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激发民营资本投资活力；二是健全监管体系，推行包容审慎监管、精准监管、智慧监管；三是强化要素保障，加大服务业用地用能、融资等要素支持力度；四是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培育高素质、复合型服务业人才。这些制度性安排为两业融合营造了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

五、地方政策创新与实践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积极制定两业融合发展的专项政策和行动方案。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牵头制定了《四川省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行动方案》，明确到2028年培育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领军品牌，对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保障作用显著增强。苏州市出台《苏州市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2030年）》，提出到2030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接近2万亿元的目标，并将两业融合作为核心路径。

湖南省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成体系提出'嵌入式''强链式''延伸式'三类融合模式，累计创建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企业7家、省级109家，数量均居全国前列。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鼓励工业设计企业加强研发和服务能力建设，创新服务模式，建设一批示范性开放式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广东省明确提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广州市进一步聚焦'工商并举、两业融合'。这些地方实践表明，两业融合已成为全国各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第五章深度融合联动机制分析

一、技术渗透机制：数字技术驱动的融合纽带

技术渗透机制是两业深度融合的核心驱动力，指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全链条、全要素、全过程的渗透与扩散，打破产业边界，重塑产业形态，形成融合发展的技术基础。技术渗透机制的作用机理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第一，技术通用性降低产业壁垒。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具有显著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GPT）特征，能够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各个领域。这种技术通用性使得原本分属不同产业的企业能够在同一技术平台上开展业务，产业边界由此变得模糊。例如，工业互联网平台既服务于制造业的生产管理，也服务于物流业的仓储配送，还服务于金融业的供应链金融，成为连接多产业的技术纽带。2024年，第三产业中67.9%的规模以上企业应用了数字技术，其中62.4%应用了云计算，39.4%应用了物联网，基础信息化已成为大多数服务业企业的标准配置。

第二，数据要素贯通产业全链条。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可复制性、边际成本递减等特征，能够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通过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和应用，制造企业可以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产品使用情况、客户需求变化等信息，服务企业可以精准了解制造企业的服务需求和痛点，从而形成数据驱动的融合闭环。例如，装备制造企业通过在产品中嵌入传感器，实时采集设备运行数据，既可用于自身的产品改进和研发设计，也可为第三方运维服务企业提供数据支撑。

第三，智能技术催生融合新业态。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正在催生大量两业融合的新业态和新模式。2024年，第三产业中20.2%的规模以上企业应用了人工智能。金融、物流、教育、法律等多个专业服务领域正在利用深度学习、智能调度、语言文字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为制造业提供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持与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例如，AI辅助设计系统能够大幅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智能调度算法能够优化物流配送路线，预测性维护系统能够降低设备故障率。这些智能技术的应用，正在深刻改变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方式。

技术渗透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技术基础设施的完善，包括5G网络、数据中心、算力设施等；二是技术标准的统一，包括数据接口标准、通信协议标准、安全标准等；三是技术人才的支撑，包括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当前，中国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在技术标准统一和技术人才培养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二、组织协同机制：企业层面的融合路径

组织协同机制是指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在组织层面通过纵向一体化、战略联盟、长期契约、混合治理等方式实现协同发展的机制。组织协同机制是两业融合在微观层面的具体实现，其核心目标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价值共创。

从治理结构看，组织协同机制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内部化治理，即制造企业通过自建或并购的方式将服务功能内部化。例如，制造企业自建设计研发中心、物流配送中心或金融服务部门，将原本需要外部采购的服务转化为内部提供的服务。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控制力强、协同效率高，但需要较大的投资和管理能力。第二种是契约化治理，即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通过签订长期合同或战略合作协议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例如，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签订长期物流服务合同，与设计公司建立战略设计合作关系。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灵活性高、风险分担，但需要完善的合同执行和履约监督机制。第三种是平台化治理，即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通过共同的平台进行交易和协作。例如，制造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采购研发设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运维服务等。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交易成本低、选择范围广，但需要平台的信誉和治理机制作为保障。

从融合方向看，组织协同机制可以分为'制造+服务'和'服务+制造'两种基本方向。'制造+服务'方向是指制造企业向服务领域延伸，从产品提供商向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这种转型通常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供产品附加服务，如安装调试、售后维修、技术培训等；第二阶段是提供产品生命周期服务，如设备租赁、远程运维、预测性维护等；第三阶段是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如'设备+软件+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辽宁近年来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将服务深度嵌入制造业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各环节，实现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

'服务+制造'方向是指服务企业向制造领域渗透，从单纯的服务提供商向'服务+产品'综合提供商转型。例如，工业设计公司不仅提供设计服务，还通过3D打印等方式提供快速原型制造服务；物流企业不仅提供运输配送服务，还提供仓储管理、库存优化、供应链规划等综合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不仅提供软件开发服务，还提供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和运维服务。这种方向的服务企业通过深度嵌入制造企业的价值链，与制造企业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关系。

三、平台支撑机制：载体层面的融合生态

平台支撑机制是指通过构建各类平台载体，为两业融合提供资源汇聚、信息共享、交易撮合、协同创新等支撑功能的机制。平台是两业融合的重要载体和生态基础，其核心功能是降低融合的交易成本、提高融合的匹配效率、拓展融合的广度深度。

第一，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两业融合的核心载体。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连接设备、软件、人员等各类生产要素，实现制造资源的泛在连接、弹性供给和高效配置。平台不仅提供设备连接和数据采集的基础功能，还向制造企业提供设备远程运维、预测性维护、能源管理、供应链协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增值服务。同时，平台还吸引各类服务商入驻，为制造企业提供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技术咨询、金融服务等专业化服务，形成'平台+生态'的两业融合模式。

第二，公共服务平台是两业融合的重要支撑。政府或行业组织主导建设的公共服务平台，如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等，为中小企业获取高端服务提供了便捷通道。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一批示范性开放式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正是这一路径的典型体现。晋江运动时尚创新中心作为一体化设计服务平台，集聚数十家设计工作室，运用AI智能设计系统和3D虚拟打样设备，单日可输出上百套创意模型，为当地鞋服制造业提供了高效的设计服务支撑。

第三，数字化供应链平台是两业融合的关键纽带。数字化供应链平台通过整合供应链上下游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实现供应链的可视化、智能化和协同化。制造企业通过供应链平台可以实时掌握原材料库存、生产进度、物流状态等信息，服务企业通过平台可以精准了解制造企业的服务需求，从而实现供需的高效匹配。2025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368万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降至13.9%，为历史最低水平，物流效率持续改善，这与数字化供应链平台的广泛应用密不可分。

第四，产业创新平台是两业融合的动力源泉。产业创新平台通过汇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资源，开展共性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活动，为两业融合提供持续的创新动力。例如，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作为德国最大的应用研究机构，在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也在积极构建类似的产业创新平台体系，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四、制度保障机制：政策层面的融合环境

制度保障机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标准规范等制度安排，为两业融合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机制。制度保障机制是两业融合的外部条件和基础支撑，其核心功能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消除体制性障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第一，市场准入制度。放宽市场准入是促进两业融合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前，中国在服务业市场准入方面仍有进一步开放的空间，特别是在金融、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激发市场主体参与两业融合积极性的重要举措。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激发民营资本投资活力'。

第二，财税金融制度。财税金融政策是引导和激励两业融合的重要政策工具。包括对服务型制造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设立两业融合发展专项基金、创新金融服务产品等。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以'两业融合'为切入点，将金融服务嵌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以'金融之翼'托举产业腾飞，正是金融制度支持两业融合的典型案例。

第三，标准规范制度。标准体系是两业融合的技术基础和质量保障。需要加快制定两业融合领域的服务标准、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特别是数据接口标准、服务评价标准、融合绩效标准等。完善的标准体系不仅有助于降低融合的交易成本，也有助于提升融合的质量和效率。

第四，统计监测制度。建立健全两业融合的统计监测体系，是科学评估融合进展、精准制定融合政策的基础。由于两业融合涉及跨行业、跨领域的活动，传统的行业统计分类难以准确反映融合的实际状况。需要探索建立反映两业融合程度的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评价方法，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五、四大机制的互动关系与系统框架

技术渗透机制、组织协同机制、平台支撑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并非孤立运行，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技术渗透机制为两业融合提供技术可能性，是融合的基础动力；组织协同机制是融合在微观层面的具体实现，是融合的主体路径；平台支撑机制为融合提供载体和生态，是融合的中间纽带；制度保障机制为融合提供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是融合的基础条件。

四大机制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技术渗透降低了组织协同的成本和难度，使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更容易建立协同关系；组织协同的需求反过来推动技术的进一步渗透和应用。平台为组织协同提供了高效的交易和协作载体，组织协同的深化反过来促进平台的完善和升级。制度保障为技术渗透、组织协同和平台运行提供规则和激励，技术变革和组织创新反过来推动制度的调整和完善。

从系统论视角看，两业深度融合联动机制是一个动态演化的复杂系统。在融合的初级阶段，技术渗透和制度保障的作用更为突出，为融合创造技术条件和制度环境；在融合的中级阶段，组织协同和平台支撑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融合深化的主要力量；在融合的高级阶段，四大机制形成良性循环，两业之间实现全面融合和深度协同，产业边界趋于模糊，形成融合型产业生态。当前，中国两业融合总体上处于从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时期，需要四大机制协同发力，推动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

第六章地方实践与典型案例

一、湖南：'嵌入式''强链式''延伸式'三类融合模式

湖南省作为制造大省，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成体系提出'嵌入式''强链式''延伸式'三类融合模式，累计创建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企业7家、省级109家，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湖南省的两业融合实践充分体现了'制造催生服务、服务反哺制造'的良性循环。

'嵌入式'融合模式的核心是将服务深度嵌入制造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各环节。在长沙，一批制造企业通过引入工业设计、智能制造系统集成、检验检测等专业服务，实现了产品附加值和生产效率的双重提升。例如，工程机械企业通过与工业设计公司合作，将工业设计服务嵌入产品开发流程，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外观品质和人机交互体验，还优化了产品的制造工艺和成本结构。

'强链式'融合模式的核心是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通过服务赋能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湖南围绕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链，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检验检测、知识产权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有效提升了产业链的协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例如，通过发展供应链金融服务，为核心企业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了便捷的融资渠道，缓解了产业链的资金压力。

'延伸式'融合模式的核心是制造企业从制造环节向服务环节延伸，实现从产品提供商向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型。湖南的装备制造企业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提供设备远程运维、预测性维护、设备租赁、技术培训等增值服务，不仅提升了客户粘性，也拓展了企业的盈利空间。

二、苏州：制造大市的服务业突围

苏州作为中国制造业重镇，近年来在推动两业融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25年，苏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77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达1.46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52.9%，对GDP增长贡献度达50.2%，创历史新高。苏州拥有近4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近200万家市场主体，构成了庞大的产业生态，为两业融合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

2026年6月，苏州召开的服务业大会上发布了《苏州市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2030年）》，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接近2万亿元的目标。该方案的核心思路是'把制造的硬实力拧成服务的软黄金'，通过深化两业融合，将苏州的制造业优势转化为服务业发展的动力。具体举措包括：推动制造企业主辅分离，将研发设计、物流配送、信息技术等服务功能剥离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支持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培育一批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建设一批两业融合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和产业园区。

苏州的实践表明，制造业发达地区完全可以通过深化两业融合，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制造业为服务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了专业化的中间投入和增值服务，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三、广东：金融赋能两业融合

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在推动两业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广东明确提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广州市进一步聚焦'工商并举、两业融合'，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金融赋能是广东推动两业融合的重要特色。华夏银行广州分行以'两业融合'为切入点，将金融服务嵌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的全链条。具体做法包括：针对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过程中的融资需求，创新推出'服务型制造贷'等金融产品；针对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服务；针对两业融合领域的科技创新企业，提供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创新金融服务。

广州工控集团在'十五五'期间发布'12346'战略规划，锚定'世界一流先进制造产业生态跨国运营商'愿景，确立'两业融合'与'国际运营'两大目标，构建'先进制造、产业投资、现代工业服务'三大主业协同发展格局。在先进制造方面，重点建设智能装备、汽车零部件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在现代工业服务方面，围绕'供应链服务、产业园区运营、产业数字化'三大方向，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工业服务体系。

四、四川：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的西部探索

四川省作为西部经济大省，在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牵头制定了《四川省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行动方案》，明确到2028年培育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领军品牌，对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保障作用显著增强。

四川的实践特色在于结合本地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在装备制造领域，鼓励企业从'卖设备'向'卖服务'转型，提供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在电子信息领域，推动制造企业与软件服务企业深度合作，发展智能终端+云服务模式；在食品饮料领域，发展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服务，推动农业与制造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重庆作为西部制造业重镇，在智能工厂建设方面走在前列。2026年，重庆市公示了199个基础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和先进级智能工厂项目，涵盖汽车、电子、装备、医药等多个行业领域。这些智能工厂通过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管理和制造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两业融合在西部地区的生动实践。

五、晋江：工业设计驱动的两业融合

福建省晋江市作为中国重要的鞋服产业基地，以工业设计为突破口，探索出一条具有特色的两业融合之路。晋江跳出单纯加工制造思维，把工业设计服务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抓手，构建完整设计服务生态，为破解中小制造企业研发薄弱、产品同质化难题提供了有效方案。

走进占地1.6万平方米的WhatsPOP设界天地·晋江运动时尚（全球）创新中心，数十家设计工作室同步开展新品研发，AI智能设计系统实时抓取全球潮流趋势，3D虚拟打样设备半小时完成多款鞋型样品渲染。这个一体化设计服务平台，单日可输出上百套创意模型，为当地鞋服制造企业提供了高效的设计服务支撑。

晋江的实践表明，工业设计服务作为连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重要纽带，在推动两业融合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工业设计服务，制造企业可以实现从代工生产向原创设计的转型，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同时，海量的产业需求又持续拉动工业设计服务业的规模扩张和能级提升，形成了'制造拉动服务、服务反哺制造'的良性循环。

第七章现实挑战与制约因素

一、体制机制壁垒仍然存在

体制机制壁垒是制约两业深度融合的首要障碍。第一，行业分割管理制约融合。中国现行的行业管理体制以行业划分为基础，制造业归工信部门管理，服务业归发改、商务等部门管理，不同行业在统计分类、资质认定、税收政策、监管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两业融合企业在资质认定、项目申报、政策享受等方面面临'两头不靠'的困境。例如，一家开展服务型制造业务的制造企业，其服务业务收入在统计上可能被归入制造业，也可能被归入服务业，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影响了政策的精准施策。

第二，税收制度存在障碍。现行增值税制度中，制造业适用13%的税率，而服务业适用6%的税率，两业融合企业在混合经营时面临税率适用和进项抵扣的复杂问题。制造企业将服务功能剥离为独立市场主体时，可能面临税负增加的问题。此外，服务型制造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税收优惠政策在适用上存在模糊地带。

第三，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不完善。土地、资本、数据等要素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例如，工业用地转为商业服务业用地的审批程序复杂、成本较高；制造企业将部分厂房改造为研发设计中心或服务运营中心时面临规划调整的困难。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产权界定、交易流通、收益分配等制度尚不健全，制约了数据驱动的两业融合创新。

二、数据共享与标准对接障碍

数据是两业融合的核心要素，但当前数据共享和标准对接面临诸多障碍。第一，数据标准不统一。制造业与服务业在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处理等环节使用的数据格式、接口标准、通信协议各不相同，导致数据难以互通和共享。例如，制造企业的生产数据格式与物流企业的物流数据格式不一致，制约了供应链协同效率的提升。

第二，数据壁垒和孤岛现象严重。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数据壁垒依然存在。企业出于商业机密保护和竞争安全的考虑，往往不愿意共享核心数据。缺乏可信的数据流通机制和交易平台，导致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

第三，工业互联网平台互联互通不足。虽然中国已建成大量工业互联网平台，但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互操作性不足，形成了新的'平台孤岛'。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往往需要接入多个平台才能获取完整的服务，增加了融合的复杂性和成本。需要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标准统一和互联互通，构建更加开放的平台生态。

三、复合型人才供给严重不足

两业融合需要既懂制造又懂服务、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但当前这类人才的供给严重不足。第一，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高校的专业设置以学科划分为基础，制造业相关专业和服务业相关专业分属不同的学科门类，跨学科、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建立。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足。

第二，人才流动存在障碍。受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因素影响，人才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流动受到限制。制造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向服务领域流动的动力不足，服务领域的专业人才对制造业的了解不够深入。这种人才流动的障碍制约了两业融合的知识交流和能力互补。

第三，国际化人才短缺。随着两业融合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具备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跨文化沟通能力强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供给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工业设计、知识产权服务、国际物流等高端服务领域，国际化人才的缺口尤为突出。

四、中小企业融合能力薄弱

中小企业是制造业的主体，但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在推进两业融合方面面临诸多困难。第一，资金约束。两业融合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而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难以承担融合所需的投资。第二，技术能力不足。中小企业缺乏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所需的技术人才和技术能力，对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不够深入。第三，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对两业融合的政策信息、市场信息、技术信息了解不足，难以找到合适的融合路径和合作伙伴。

第四，服务获取成本高。高端生产性服务如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管理咨询等，其服务价格往往超出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虽然公共服务平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小企业获取服务的门槛，但服务供给的覆盖面和可达性仍有待提升。需要进一步完善面向中小企业的两业融合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参与两业融合的门槛和成本。

五、融合绩效评价体系不健全

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是引导和推动两业融合的重要工具，但当前两业融合的绩效评价体系尚不健全。第一，统计指标体系不完善。传统的行业统计分类以单一产业为对象，难以准确反映两业融合的实际状况。缺乏能够衡量两业融合程度、融合效益、融合质量的统计指标。第二，评价标准不统一。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对两业融合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各不相同，评价结果缺乏可比性。第三，政策考核导向不明确。在地方政府考核中，两业融合的权重和指标不够明确，影响了地方政府推动两业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需要加快建立科学、统一、可操作的两业融合绩效评价体系，为政策制定和工作推进提供依据。

第八章对策建议与发展展望

一、深化制度创新，破除体制机制壁垒

制度创新是推动两业深度融合的基础保障。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制度创新：第一，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科技部等部门参与的两业融合发展协调机制，统筹推进两业融合的政策制定、项目推进和考核评估。在地方层面，推动建立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的管理体制，打破行业分割管理的格局。第二，完善税收支持政策。针对两业融合企业的混合经营特点，优化增值税税率适用和进项抵扣政策，降低两业融合企业的税收负担。对服务型制造企业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税收优惠。第三，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支持制造企业将存量工业用地用于发展服务型制造和两业融合项目。完善数据产权界定、交易流通、收益分配等制度，促进数据要素在两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二、强化技术赋能，夯实融合发展底座

技术赋能是两业深度融合的核心动力。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技术赋能：第一，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动5G网络、千兆光网、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两业融合提供坚实的网络和算力支撑。截至2025年末，中国已建成万卡智智算集群42个，智能算力规模超过1590EFLOPS，应进一步扩大算力供给，降低算力使用成本，让更多中小企业能够享受到数字化服务。第二，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互联互通。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标准统一和互联互通，推动平台之间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构建更加开放的平台生态。支持建设一批跨行业、跨领域的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第三，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智能设计、智能调度、预测性维护、智能客服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应用场景。第四，加强数据治理。建立健全数据标准体系，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在数据格式、接口标准、通信协议等方面的统一，降低数据共享的技术门槛。

三、创新组织模式，拓展融合路径

组织创新是两业深度融合的重要路径。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创新组织模式：第一，推动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鼓励制造企业从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综合解决方案转型，重点发展总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供应链管理、个性化定制等服务型制造模式。支持制造企业将研发设计、物流配送、信息技术等服务功能剥离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促进服务业务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第二，培育专业化服务企业。鼓励服务企业深度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围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知识产权、节能环保等领域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服务企业。支持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第三，发展融合型产业集群。依托国家级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产业集聚区，打造一批两业融合发展的示范园区，推动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和协同。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两业融合创新联合体，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第四，推广融合新模式新业态。总结推广湖南'嵌入式''强链式''延伸式'三类融合模式，以及服务型制造、工业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等融合新业态，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四、加强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撑

人才是两业融合的关键要素。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人才培养：第一，优化高校专业设置。推动高校根据两业融合发展的需求，设立跨学科、跨领域的复合型专业，如智能制造与服务工程、工业互联网应用等。加强产教融合，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建设两业融合人才培养基地和实习实训基地。第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针对两业融合领域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开展系统化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数字化技能和跨领域服务能力。重点加强工业互联网应用、数据分析、智能运维等紧缺技能培训。第三，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实施两业融合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吸引海内外高端人才投身两业融合领域。第四，促进人才交流流动。打破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壁垒，鼓励制造业专业技术人才向服务领域流动，鼓励服务领域专业人才深入制造企业实践，促进知识交流和能力互补。

五、健全评价体系，引导融合发展

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引导两业融合健康发展的重要工具。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健全评价体系：第一，建立统计监测体系。研究制定两业融合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统计指标体系，探索建立能够反映两业融合程度、融合效益、融合质量的统计监测制度。将两业融合相关指标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第二，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在地方政府考核中适当增加两业融合相关指标的权重，引导地方政府更加重视两业融合发展。建立两业融合示范城市、示范园区、示范企业的动态考核和退出机制。第三，建立标准规范体系。加快制定两业融合领域的服务标准、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特别是服务型制造评价标准、两业融合企业认定标准等，为两业融合的规范化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第四，开展融合效益评估。定期开展两业融合效益评估，系统评估两业融合对制造业效率提升、服务业能级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贡献，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

六、发展展望

展望'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远的未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面临重大战略机遇。从需求侧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制造业转型升级对研发设计、信息技术、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将持续释放。从供给侧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两业融合提供了强大的技术赋能，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互动方式和融合深度。从政策侧看，从'十五五'规划纲要到国务院服务业扩能提质意见，再到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为两业融合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的战略目标，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将迈上100万亿元台阶。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服务业将新增近20万亿元的市场空间，其中相当一部分将来自两业融合催生的新业态和新模式。预计到2030年，中国服务型制造体系将基本建成，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将更加成熟，两业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将显著提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将更加模糊，融合型产业生态将成为主导形态。

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两业深度融合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处理好技术渗透与制度创新、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东部先行与中西部跟进的关系，形成推动两业深度融合的强大合力。要以技术渗透为纽带、以组织协同为路径、以平台支撑为载体、以制度保障为基础，加快构建'技术—组织—平台—制度'四位一体的两业深度融合联动机制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S].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6.

[2] 国务院. 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Z]. 国发〔2026〕X号, 2026-04-14.

[3] 国家统计局. 服务业经济稳中向好 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一[R]. 2026-06-04.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 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8年）[Z]. 2025.

[5] 国家统计局. 新型工业化迈出坚实步伐 新质生产力积蓄强劲动力——'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二[R]. 2026-06-04.

[6] Porter M 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7] 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2(1): 78-104.

[8]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Economica, 1937, 4(16): 386-405.

[9] Williamson O E.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10] Vandermerwe S, Rada J. Servitization of Business: Adding Value by Adding Services[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988, 6(4): 314-324.

[11] Baines T S, Lightfoot H W, Benedettini O, et al. The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A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Reflection on Future Challenges[J].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9, 20(5): 547-567.

[12] 刘志彪.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思考中国产业升级[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3): 1-9.

[13] 黄群慧, 倪红福. 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测度与趋势分析[J]. 经济研究, 2021(6): 4-21.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Z]. 2021.

[15]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两业融合'试点工作成效报告[R]. 2026.

[16] 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2030年）[Z]. 2026.

[17]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S]. 2026.

[18]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行动方案[Z]. 2026.

[19] 福建省人民政府. 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S]. 2026.

[20] Lodefalk M. The Role of Services for Manufacturing Firm Exports[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4, 150(1): 59-82.